与电脑相处，人脑变得更聪明

1997年，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输给了“深蓝”(Deep Blue)，一台由IBM公司生产的超级电脑。这件事被认为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漫长历程上的一座里程碑。然而也许不该如此。国际象棋的确复杂，但不难理解，它的规则可以被翻译成算法，因而一旦电脑拥有了足够的处理能力，就可以处理数十亿种可能的招数和以往的比赛。大多数人会说，与人类棋手会使用的“真正”的思考和洞察力相比，“深蓝”所做的计算在本质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

布鲁克林的科技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以这个故事作为开头，撰写了《比你想的更聪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书。这是一本深刻而有见地的著作，主题是人类和机器智能。不过，他把这个话题推向了一个更加有趣的层次。在被深蓝打败后的第二年，卡斯帕罗夫打算看看如果让一台机器和一个人类棋手合作的话会产生何种结果。就像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神兽，这个组合集两者的优势于一身：既有大型逻辑电路的处理能力，又有人类大脑“湿件”(wetware)的洞察力。结果是，即使没有最优秀的国际象棋大师，或是最强大的电脑，人机组合也总是能够击败单纯由人类国际象棋大师，或是单纯由超高速电脑组成的团队。

汤普森想要表达的是，“人工智能”——即能够独自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思考能力比人类更强的机器——还不能（也许永远不会）与“智能放大”(intelligence amplification)相抗衡。智能放大指的是在人类的认知能力，通过与电脑的密切互动而得到增强，进而产生的共生智慧。卡斯帕罗夫说，当他与一台电脑合作时，自己得到了解放，可以专注于对弈中的“创造性脉络”。汤普森写到，未来，我们不应该害怕下棋输给深蓝，或者在《危险边缘》(Jeopardy!)节目中被沃森(Watson)击败。相反，人类会发现，他们将与这些超级电脑的后代们合作，诊断疾病、打击犯罪、创作诗歌，并且变得（就像该书标题巧妙的双关）比我们想的更聪明。

这不是什么新想法。它的基础是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1945年的文章《诚若所思》(As We May Think)中阐释的洞见。这篇文章构想了一台叫做“memex”的机器，它能为我们这些无法永生的人类记忆和关联信息。这个概念在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互联网的先锋J·C·R·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以及电脑设计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进一步完善。利克莱德的论文题为《人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恩格尔巴特的论文题目是《扩大人类的智力》(Augmenting Human Intellect)。他们常常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其他研究者相左，这些人包括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和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他们强调的目标是，创造人类智慧无法企及的人工智能机器。

汤普森没有深究有关技术和智能的这段内容丰富的历史。相反，他提供的是当下的一些有趣的例子，以阐述人类与电脑的共生如何增强了我们的智慧。他指出，使用数字设备和社交网络有利于发挥合作的创造力，并使我们更容易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形成“环境知觉”(ambient awareness)，同时降低了完成简单记忆任务的需要。

汤普森没有像数字时代的大多数自大狂那样哗众取宠和杞人忧天，规避了大多数可能搅动极客圈的话题，比如，谷歌(Google)是否正在重造我们的脑神经细胞，或者Twitter是否让世界更易于实现民主。他像一个理性的空想家，倾向于相信，我们的数码设备和社交网络总体来说正在改善我们的生活，也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像文字、纸张、印刷机和电话那样，给我们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一些坏处。

在驳斥末日预言家时，汤普森十分乐于取笑历史上众多的悲观主义者，从苏格拉底(Socrates)说起，还有他认为书写会毁了希腊传统辩证法的那个预言。苏格拉底最大的担心是，人们会把事情写下来，而不是用心记住。“你的这种发现会使学习者的灵魂产生忘性，因为他们不会再利用他们的记忆力，”柏拉图(Plato)称苏格拉底曾如是说。“他们会信任在头脑之外写下的文字，而不是靠自己来记忆。”

汤普森提出，苏格拉底未能预见到“那种复杂的思考，一旦你不再需要用脑记住你眼前的所有问题，就有可能进行的那种复杂思考”，他推测，在我们能够在大脑之外，以电子形式存储并轻松访问大量信息和记忆以后，同样也会有能力进行那种复杂的思考。“我们自己脑中那些知识和我们身边的海量信息，这之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他问道，“当我们能如此迅速地获取信息时，我们是更聪明了吗？还是越多进行信息搜索，我们就会越笨？”

他的回答是，我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只会因为同网络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便利互动而加强，而不会萎缩。“交互记忆不仅没有伤害我们，”他写道，“它还允许我们能有更好的发挥，实现一些我们无法独自完成的推理。”这看来没错。我自己的脑子乱成一团，甚至还存储着儿时记下的电话号码，但如今我会将这一任务外包给我的智能手机。我还盼望着能买到谷歌眼镜(Google Glass)，把这一任务或相似的任务变得更简单，而且改进我的思考能力（或者至少腾出一些空来做白日梦）。

汤普森也认为，如今的电子设备和网络，可以让我们比以往更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这值得称赞。对博客和推文中每天出现的大量废话，我们很容易加以诋毁，而且诋毁也并非没有道理。但这遗漏了一个更重要的现象：那种50年前更可能会整晚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的人，如今则在表达想法，并且为了让大众消费而调整自己的想法，再收获反馈。这种变化往往会受到那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的嘲笑，这是因为他们（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所代表的一种社会转变。“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多数人在高中或大学毕业后，就很少会再纯粹因为享受或得到智力上的满足而写下任何东西，”汤普森指出。“这一点对于学者、记者、律师或做市场推广的一些需要不断写作的专业人士来说，尤其难于理解。对他们来说，写作这种行为，以及和他人探讨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寻常不过了。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般不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更重要的是，在博客和推文组成的新世界里，写作是为了公开的讨论和反馈，至少从表面来说是这样的。它也许不会带我们回到苏格拉底在广场上的辩论现场，但至少与互联网出现前相比，它会产生一片更能激发人思考、互动更活跃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