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人才想要创新却没有这么容易。既有的规范和业者利益、主管机关怕事的官僚习气、民间对政府求全责备的文化，在在让人才无法挥洒。
本文作者为立法委员 余宛如 ，发表于专页 ，INSIDE 获授权转载。
今年十月底，国会三读通过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将戒严时期“防外如防贼”的签证、居留规范，重新盘点放宽。回想起去年三月，初办公听会以来的纷纷扰扰，竟然有点美梦成真、恍若隔世的感觉。
但现实是很残酷的，世界各国都在加速快跑，我们也不能停下脚步。毕竟签证、居留的正常化（对不起，我实在不好意思说是优惠），甚至租税的诱因，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还是得问自己：“外籍人才专法通过了，然后呢？”
正好上个月 20 号，洛桑学院发布了 2017IMD 世界人才报告 。我们虽然不用迷信国际评比，盲目随之起舞，但能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看自己的长短，不失为一个切入点。
拆解 IMD 世界人才报告
也别总是报忧不报喜，好像我很爱唱衰台湾似的。报告当中，台湾在 63 个受评比国家里，名列 23，也算是中段偏前。在亚洲国家当中，更是仅次于香港 (12)、新加坡 (13)，排名第三。反超崛起中的马来西亚 (28)，持续领先日 (31)、韩 (39)（展元兄请高兴一分钟），甚至是被捧上天的中国 (40)。我们不必过度悲观，但还是要不断精进。
好话说完了，接下来看看评比的细节。
马上映入眼帘的弱项，是教育预算对 GDP 的占比，仅占 3.8%，排行 46。紧接着是中等教育的师生比，一位教师对 14.6 位学生，排行 45。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冲动的结论：“应该要扩大教育的公共投资”。可惜，事情或许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是财源问题。政府要扩大教育预算，回头还是得找纳税人要钱。而一旦找纳税人加税，马上就会又会增加有效个人所得税率，而这恰好是台湾在人才报告中的优势项目。毕竟人才、资金的跨国流动是很现实的，收入、税金、前景、环境的算盘打一打，一个地方不划算，往另一个地方跑就是了。我们财委会谈起税改这么小心翼翼，就是知道贸然加税，不只会造成舆论反弹，还会激发人们用脚投票。
那先不谈加税，能不能从资源分配来下手呢？我会说，空间真的很有限。社会各界对政府有各种期待，少子化了说要扩大公托、高龄化了说要扩大长照、城乡差距大了要加强基础建设。我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该做、不要做，但资源毕竟有限，不可能各种需求都照单全收。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资源有限，教育毕竟是百年大计。教育很重要，我知道，你知道，独眼龙也知道。但到底有多重要，现实中还是得定个数。现行法规中，教育预算占比是有法定下限的，前年才从 22.5% 调升到 23%，家长老师马上又说应该调到 23.5%。够不够高，也许还是见仁见智，但是一路狂加，也会引发问题。
比方说，前瞻基础建设为什么要编列特别预算？其中一个理由，就是预算调配的空间，受到这条法定下限的牵制。要在基础建设编列更多预算，教育预算也得跟着提高，整体预算才能合法编制。法条的初衷当然很好，是想要“确保教育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标准拉高也会压缩施政的弹性，导致编列作业上的扭曲，终究是过犹不及的事情。
政府投资不是万灵丹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教育预算对 GDP 的占比虽然偏低，但是教育的成果如何呢？是不是公共投资不够，成果就一蹋糊涂？教育的成果，主要反映在“人才准备度”(Readiness) 这个指标。从人才准备度的各个细项表现来看，我国五个优势项目有三项就在其中：对科学的重视、对外国学生的吸引力、PISA 的测验结果，表现都很好。连常常为人诟病的学用落差，看看“教育系统”(21)、“大学教育”(31)、“管理教育”(29) 这几个细项，表现虽不是优势项目，但 2、30 上下的排名，也不至于是扯后腿的罪魁祸首。
这就带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难道教育这回事，不是这么简单的种瓜得瓜，政府投资越多、越重视，成果就会越好？如果我们把教育预算占比的排名作为横轴，把人才准备度的排名作为纵轴，把所有接受评比的国家整片撒开。根据投资越多、成果越好的预期，我们应该会得到一张正相关的散布图。但实际的图却是长这样：
这张图显然跟我们预期的结果，有相当大的落差：政府的投资和重视，不足以保证教育的成果。这再次挫折了“扩大教育的公共投资”这个看似符合直觉的解决方案，我们在人才准备度各细项的评比表现，显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支撑，不尽然受制于教育预算的短少。是不是一定要不计代价，扩大教育的公共投资来追逐评比数字，我想是可以斟酌的。
给数据分析狂的你：在教育投资与人才准备度的关联性方面，在 95% 的信赖区间下，两者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0.146(p=0.128)，未达显著相关。而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同样显示各国的教育投资对于提升人才准备度的影响效果未达显著 (p=0.257)。
但是招揽及留住人才 (Appeal) 的细项当中，“人才外流”(Brain Drain) 和“对外籍高阶人才的吸引力”这两个弱项，还是很刺眼地晾在那里。对比之下，物超所值的教育成果，反而成了个莫大的讽刺：昭示着我们很会培养人才，但既留不住人才、也挖不到人才。怎么办？
屋子里的大象？
大家可能觉得，我好像一直摆着屋子里的大象不提：“就台湾都惯老板呀！”、“低薪高工时的鬼岛，谁要来！”评比中排序偏低的“企业重视留才程度”（38），似乎也在呼应这头大象。但是做为政治人物，我得认清自己的局限、尽好自己的本分，不能就这样把责任都推给企业家。
认清自己的局限，是知道工资和劳动条件，终究是社会上复杂多样经济活动的结果。光靠着法规禁令，来禁绝种种我们不乐见的现象，不但没办法真正“保障”那些最边缘、最脆弱的劳工，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阵子赖院长冒着政治自杀的风险，也要松绑去年一例一休修法后窒碍难行的规范。正是因为我们身为政治工作者，必须认清政治力的局限，去尊重、理解那些不足与外人道的弹性背后，是太多的不得已。不能妄自尊大地以为台湾是我们的棋盘、人民是我们的棋子，只要一声令下就能令行禁止，把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尽好自己的本分，是面对既有法规对人才的重重束缚。我长期关注数位经济、国际化和地方创生议题，因为善用人机协作来提高生产效率、对接国际市场促进贸易、推动在地服务业的多样创新和体验升级，才是一方面能改善劳动条件，同时又发展细致分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方向。
但是在台湾，人才想要创新却没有这么容易。既有的规范和业者利益、主管机关怕事的官僚习气、民间对政府求全责备的文化，在在让人才无法挥洒。有点想法的创业家，总担心自己会不会违法；满怀热情想要回乡打造优质旅游体验的年轻人，一个接一个被罚倒。让这种情况发生，是我身为政治人物的失职，是政府该深刻反省的痛脚。
政府的责任，是让人才得以施展
正因为不想要这种情况一再重演，所以我持续关注法规调适的问题。包括推动金融创新实验条例，把金融服务从银行的禁脔中解放出来；推动外籍人才专法，让外国朋友来台更便利；推动发展观光条例的修正，让观光业的规范更务实可行。都是希望让人才来到台湾，有空间施展所长，展现出真正的价值。如果经营得绑手绑脚，天下之大，人才又何必将就呢？
而接下来最关键的法案，莫过于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修正 。正在研拟的大幅修正案当中，将要正式开拓出非金融创新实验的法律空间。既有的法规调适机制，不论是国发会的 数位经济法规调适 ，或者中企处的 创新法规沙盒 ，都还只是咨询、讨论性质，最多搜集了意见回头研拟调整。没调整以前，既有规范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中小及新创企业发展条例中的创新法规沙盒，则是参考日本的法例，让企业能在限制的规模、方式和空间范围内，先做起来再说。让马儿先跑跑看，法令规范再跟上。我们想要让人才愿意来到台湾，就必须为他们准备好挥洒的舞台。这是我身为政治人物的本分，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
也许有的人会说，台湾创新能量不够、企业文化落伍、老板心态傲慢、消费者爱贪便宜，法规就算有空间，人才也施展不开来。我也同意，这的确是部分的事实。但我做为政治人物，我会做好我的本分；其他的拼图，需要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各自努力。只有公私部门同心协力，才可能成就一个更好的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