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好吗？住在监控下的家

我监控自己的公寓已经有一个月了。

我在下午开过监控，深夜开过监控。因为客厅是我可以看得最清楚的地方，所以我的窥伺就集中在那里。

通常我所看到的只有空荡荡的房间，那里的墙上应该挂些艺术品。有时候我能看到家里的猫在地毯上睡觉。上周有天晚上，我看到女友在看电视。我的摄像头就在她肩膀上方，仿佛我就站在她身后一样，只不过她完全不知道我在看她。

你们先别急着称我为窥私狂，要知道，我的女友也在监控我。几周前，当我在家工作时收到一封邮件，上面写着：“嚼，嚼，嚼。”原来，她能从六英里（约合10公里）以外的办公室里看到我在吃沙拉，还能听到我大快朵颐的声音。

我们之所以能像这样监控自家的情况，还得拜Piper所赐。Piper是市面上充斥着的各类智能家居产品之一，它配备了广角摄像头。用户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在智能手机上查看自己家里的实时视频。该设备还配备了动作/温度传感器、一个传声器、一个警报器，可录制较短的视频，还能远程控制照明和家中的电器设备。

Piper在广告宣传中被定位为一款家庭安监及自动控制设备，是市面上新出或即将推出的几款家居监控产品之一。其它产品还包括：Canary，一款类似的配有摄像头的安监设备；以及Mother，它采用可与之连接的动作传感器“cookies”来收集数据，监控特定的行为，比如用户有没有用牙线洁牙，有没有吃降低胆固醇的药物（如果没有，它就会喋喋不休地发出提醒）。威瑞森(Verizon)、时代华纳(Time Warner)等公司还提供包月套餐，承诺为用户打造一个无所不见、无所不知的家居环境。就连不起眼的门铃也被连线，用于监控：有了Doorbot，智能手机用户就能看到是谁站在自家门外，从而选择应不应门。无论在家里面，还是远在地球的另一端，都能做到这一点。

家居监控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保姆摄像头就已开始大行其道，富余的家庭也早已开始安装视频安监系统，而内置摄像头的笔记本被黑客入侵后，也可用作廉价的间谍摄像头。不过，像Piper、Canary这样的设备，则致力于使家居监控平民化，甚至正当化。

这些设备的技术精巧，价位适中（Canary售价199美元[约合人民币1220元]，Piper起价239美元[约合人民币1468元]），在外观上效仿苹果，采用流线型设计，颇为讨喜，在崇尚科技的当今时代深得人心。去年，Canary的制造商在众筹平台Indiegogo上发起了一轮筹资，募集到将近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26万元），创下了该站的新纪录。

这类家居监控设备之所以广受追捧，原因不仅在于它们智能，还在于它们摆在家里不惹人注意，爱伊莎·卡纳(Ayesha Khanna)如是说。她曾创立一家着眼于新兴科技的研究及顾问机构——混合现实研究所(Hybrid Reality Institute)，也是该机构的负责人之一。

“它们悄无声息地收集数据，”卡纳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是能让生活更方便、更安全、更有保障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不过，当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监控设备渗透进寻常百姓家时，人们不免心生疑问：监控设备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家庭关系，重塑我们对私人空间的认识？正如卡纳所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监控给生活造成的影响，以及监控环境下的行为准则有一定的认识。”

Piper的开发者之一、加拿大创业家拉塞尔·尤尔(Russel ure)表示，有了这种设备，房产所有者们——尤其是那些住在公寓的人，就能得到他们此前缺失的宝贵的安全感。“居住公寓的人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安保科技，”他说，“如果能随时知道家里的情况，你就会安下心来。”

尤尔列举了房客可能遇到的一系列最坏的情况——遭遇抢劫、火灾、有偷窥癖的房东等等。Piper就算不能为用户杜绝这些情况，也能起到提醒警示的作用。他说，就算一切正常，它也能至少在无形中为居家生活带来一种更安心的感觉。“当你在办公室遇到不顺的时候，如果能逃离那种环境，哪怕只有10秒、20秒，也是有帮助的。”

上个月，尤尔坐在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掏出他的iPhone，点击进入Piper应用，屏幕上的画面很快就切换到了他在渥太华的家。他打开一盏灯，一边拖动画面，一边放大客厅的细节。这时，有一个由像素点构成的人影走下了楼梯，出现在屏幕中：那是他妻子。看到Piper在运行后，她急忙跑出了房间，就像被八卦网站TMZ抓拍到的年轻影星似的。

见此情景，尤尔咯咯地笑了。“Piper上的小灯一般是绿色的，我看实时视频的时候，灯光就会变成白色，”他说，“如果我愿意，”他接着说，用这个设备“我还可以跟妻子说话。”

目前为止，大多数在生活中使用这项技术的人，都是相关企业的职工。尤尔手下有一名女职员告诉他，她家里就监控分成了正反两派。同住的母亲“不喜欢摄像头摆在那里，她会趁女儿出门的时候把摄像头转到别的方向，”尤尔说，“她说，‘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看了多少肥皂剧。’”

尤尔说，其他早期用户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他们说，一开始安装Piper时，他们会感到不自在，只不过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就会减轻。“你会习惯它。它会变成你的一件家具。”

我不由得开始思考，这项技术会给孩子们造成什么影响。如今的小孩已经是备受监控的群体了。有了Piper、Canary这样的设备，父母就能亲眼确认孩子放学后是否已经安全到家。可是同理，如果孩子们在家里偷偷做了越轨的事，也会留下“罪证”。那么，孩子们在家中举办的没有家长在场的成年礼派对，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影片《乖仔也疯狂》(Risky Business)里的故事，在Piper大行其道的时代也得重新构思了。

尤尔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已经17岁了，依然住在家里。他说，Piper让他这个做父母的感到安心。只不过小女儿的反应截然不同，他坦言道：“她知道我们在监视她时，心里有些生气，不过后来习惯了。”

他接着说道：“她很明白，我随时可以把设备打开，探听屋子里的动静。这让她变老实了。”

没有父母希望孩子趁他们工作的时候，跟一群小混混呆在乌烟瘴气的房间里抽大麻。不过，父母如此轻易地监视独自在家的孩子，究竟是不是好事呢？

托林·莫纳汉(Torin Monahan)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分校的传播学教授，曾与人合著一本关于社会监控问题的书——《监控》(SuperVision)。他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几乎已经习惯被监控了，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不过他说，父母监视孩子的正当性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其约束效力建立在让孩子恐惧的基础上；况且它还可能影响孩子们的成长：“我们可能没有给孩子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培养独立自主的个性。”

“人们总是会监视家人，”莫纳汉还说，“我担心这会破坏家庭关系。”

亚当·塞杰(Adam Sager)是安保行业的行家，也是Canary的开发者之一。他就不同意上述观点。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Canary强化了家庭和人际纽带——我们对此也有强烈的感受。”塞杰说。

他表示，在当今世界，亲族分散而居，都市生活形同归隐，社会结构紧张，“人际来往被断绝了。”他举了个例子，他姐姐有四个孩子，住在洛杉矶。而塞杰住在纽约，很少能见到他们。

Canary和Piper一样，可以接收实时音频和视频、探测温度和动作，此外，它还带有空气质量检测、夜视等其它功能。该设备还允许用户将“备用”访问权授予亲友。塞杰表示，只要姐姐同意，他就能在姐姐外出的情况下在线访问她的住处。“我可以穿越大半个国家，在线进入姐姐的住处，看看她的孩子们是否安好，”他说，“我可以跟外甥建立这样的联系，如果没有Canary，就做不到这一点。”

当然，如果想知道外甥们的情况，塞杰还可以打电话，甚至用Skype跟他们聊天。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说，这类联系方式与Canary所授权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有必要指出个中区别。

特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曾著书《一起孤独：我们为何对科技期望更多，而对彼此期望更少》(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她对许多形式的科技都持有批判的态度。她表示，Canary这类设备会干扰人的生活，因为它们绕开了经过邀请才进入别人家庭的传统做法。

“一般来说，你叔叔来访的时候，门铃会响起，你就会穿好衣服，准备迎接客人。待客还有特定的礼节和惯例。”特克尔说。而且这些惯例“不仅仅关乎礼节”，她说，“它们还能体现主人翁意识，划清主客之间的界线。”

特克尔认为，不能光靠灯光颜色的轻微改变，来提醒别人监控已经打开，“这跟Skype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你是在别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监控别人。这就是偷窥，”——不管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

只不过，要想让这项技术在家居监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暗中监控似乎是必需的。要不然，你怎样才能出其不意地抓住偷窃你家财产的女佣，或者拆穿偷懒耍滑的遛狗员呢？有一位用户就遇到了这种情况。

Canary的营销负责人安德鲁·基彭(Andrew Kippen)说，他有个朋友使用了一款类似的设备，来监控遛狗员带着他的狗散步了多长时间，结果发现遛狗员说了谎话。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后来解雇了那个人。”基彭说。

秘密监控遛狗员是一回事。但是，家人之间出于好意而互相监控，算不算是偷窥呢？在试用Piper的这一个月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女友和我时不时就会开玩笑说，我们在互相窥视对方，但是我们都不觉得这样做是侵犯隐私。刚开始装Piper时，我喜欢在餐馆里把手机掏出来，演示给朋友看。等到这阵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就很少使用Piper的实时视频功能了。这个设备能随时提醒我家里的紧急状况；但是平时，它就一直闲置在我的桌子上。

作为一名未来主义者，卡纳表示，她和丈夫试用iZON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iZON也是一款与智能手机搭配使用的网络摄像头。夫妇俩使用这款设备，是为方便在他们外出时，照看当时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同时监视保姆）。

“我们试用了几个月，”卡纳说，“第一周还会开好几次监控，后来的次数就少多了。”

不过，我对Piper还从来没有习惯到把它当做家具的地步，虽然尤尔说这一天终会到来。

首先，我隐隐担心，我那间装修得很糟糕的客厅的监控画面，是不是已被上传到了“云端”。试想，如果我试用了Mother这样的设备，让它收集我的私人数据——比如我每天晚上什么时候睡觉、下午6点之后多久开一次冰箱，这样的行为数据对于企业或极权主义国家来说，可是非常有价值的。

Mother的设计师、创业家拉菲·哈拉迪安(Rafi Haladjian)对这样的担忧表示理解，他说，公司无意“滥用你的数据”。开发这款设备的初衷是为了解用户的需求，为用户解忧。他用相机制造商来打比方，说明了公司的商业模式。“你买佳能相机的时候，”哈拉迪安说，“你拍的所有照片都是你自己的。”（开发Piper、Canary和Doorbot的公司都表示，他们有相似的隐私政策，不会占有设备收集到的数据，目前也没有倒卖数据的计划。）

相比于隐私数据被泄露，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更加紧迫，那就是，我的生活一下子暴露在了镜头前。一旦我在家里，女友在外面，我永远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把Piper的实时视频功能打开。想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不得不时刻在镜头前保持形象，做好自我审查。

有一次，我惊讶地发现，她在公司登录Piper时，无意中听到我和一名花匠聊起情人节。当时我坐在离Piper一英尺（约合30厘米）的地方，没有注意到指示灯从绿色变成了白色。这件事也不算对隐私的重大侵犯，但是令人尴尬。就算我成天什么也不做，只是在桌前打字，我也不确定自己受不受得了被监控的滋味。

我把自己担心的问题告诉尤尔后，他预言道，随着监控设备的日益普及，家的概念会被重新定义。

“以后，并不是所有家中的地方都是私人空间了，”他说，“家里也会出现公共区域。”装了Piper的房间——比如我家的客厅——将会被视为“家庭公共区”，在这里就得注意监控摄像头。

他怕自己听起来太像推销荧光屏的“老大哥”，于是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有些房间应该永远保持私密性。“有些地方是永远不该装摄像头的，”他说，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以使刚才说的话不那么绝对，“至少，我希望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