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颠覆性创新的擂台赛才刚开始

　　世界变化得真快，快到让人目不暇接。

　　不论是微软刚刚发布的可穿戴增强现实设备HoloLens，还是谷歌子公司波士顿动力公司发布的“机器狗”，抑或是光启科技旗下公司发布的马丁飞行喷射包，印象中都应该是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产品。

　　如今，这些产品都实实在在的被创造出来，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运行方式。我们能预感到一些事情或规则正在改变，但却无法捕捉改变因何而来，又会走向何处。

　　所以，我们拿出这期国家经济地理的版面，希望为这些创新和改变做个备份。当我们通览这些极富科幻色彩产品，并挖掘其背后的颠覆创新原动力，我们惊奇的发现：未来学家、《奇点临近》作者雷·库兹韦尔所描绘的那个奇点真的快到了。

　　雷·库兹韦尔认为，随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呈几何级数加速发展，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人类社会将进入新的时代。

　　更为重要的是，在奔向这个奇点的过程中，一批“黑科技”公司群落的崛起，使中国摆脱了以往“追赶者”的角色，开始引领甚者主导了某些领域的创新。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看到，过去数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但实践的结果令人愕然;反倒是没有太多资源支持的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不过，在更新一阶段的科技竞争中，“需求拉动”模式太过关注于应用层面，较少涉及基础创新层面的问题显现，“源头创新”的需要进一步凸显，这又触及到科技创新的机制创新这一制度性的问题。

　　所幸，就在人们开始推崇深圳模式的时候，深圳悄悄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深圳布局源头创新，采用的是“官助民办”的方式，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

　　这些以源头创新为使命的民办科研机构形成深圳创新的新势力，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以及国创新能源研究院等，均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

　　这也再次印证，在中国，创新的成功大多都不是技术的胜利，消除阻碍创新的制度要素比起技术实现本身要重要的多，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创新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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