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察：KPMG台湾所】金融科技要跨足海外打亚洲杯市场，金融业者首要提升自身本质能力

“随着顾客消费行为的改变，金融应用场景的改变，主管机关的监管治理，必须要有对应的法规，就像一棵树的根茎，得要能够伸得远、长得粗大，才能让金融科技技术在此基础下发展强壮，并支撑起上头越来越大的金融应用场景。”KPMG台湾所财务风险管理服务执行副总经理陈世雄更认为，台湾整体金融业的发展，其实取决于主管机关的开放。

陈世雄表示，主管机关在政策上采取全面性开放，松绑不少法规，就是为了要让纯网银活下来。不过纯网银可以做的，银行也都可以做，这也意味背后所牵涉到的议题层面，业者需要具备的条件又更多。“目的都是希望台湾金融业者的本质能力能够提升。”包含纯网银带来的鲶鱼效应、金融商品的组装，对应的相关能力提升。

他更认为，未来主管机关对金融业的开放会越来越快，因为要把台湾跟国际接轨，台湾金融业者必须把本质能力提升到一定程度，要做到这件事，则需仰赖时间、人才的培养、还有大量资本的投入。随着监管开放与金融科技技术的改变，台湾金融业者要把握机会过弯超车。

但，陈世雄观察，台湾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市场与应用场景有限，不同业者所创造出来的应用场景，可能得到的市场份额很小。所以，“接下来台湾能不能打亚洲杯，变成是跨平台的服务，将是一大重点。”

比如东南亚最大独角兽Grab，从叫车服务、外送服务，跨足金融支付、订票到借贷服务。或像是通讯软件Line，在日本、台湾、泰国也陆续推出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陈世雄表示，台湾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与参与者，甚至金融业也需要有这样的参与者来推动，“台湾未来绝对会组成国家队”，他肯定地说。

陈世雄观察到，不只国内业者在竞逐市场，KPMG全球的客户对台湾市场也感兴趣，正在思量如何切入台湾市场，而这些公司都是FinTech公司，比如，平安集团全资子公司平安科技。他强调：“台湾金融业者不仅要防守，也必须进攻，看守好台湾的市场之外，更要看外面的市场。”这是机会，同时也是挑战，金融业者提升本质能力后，不仅能适用在台湾市场，更适用在如何打亚洲杯市场。

不过，KPMG台湾所观察，主管机关在打开这条边界之前，必须先确保台湾的业者，有一定的能力可以存活。“保护市场，才有办法让业者能够快速前进”，陈世雄认为，主管机关也看到过去10年间，业者投资太少，所以才会开放纯网银，希望激荡起鲶鱼效应，甚至由主关机关做庄，来发展金融科技生态圈。主因就是，主管机关发现，单靠金融业者，或许只想到短利，并不是每一家金融业者都有看到未来竞争力的投资。

然而，台湾较为领先的金融业者，为了因应未来跨界，甚至跨国整合的科技发展趋势，也纷纷有所动作。他进一步透露，像是玉山银行在今年8月上线自行开发设计的新一代银行核心系统，采用分布式的核心架构，其实有跟KPMG台湾所咨询，更参访了中国第七大银行中信银行的作法。陈世雄坦言，台湾金融业者传统的IT基础架构，事实上有很大升级的空间，得以新金融、数字化服务为目标的角度，来进行更新。

陈世雄也透露，KPMG台湾所在为纯网银Line Bank（连线银行）咨询时，也曾跟Line Bank经营团队讨论未来银行推出要给消费者的形象，最后定调是最安全的全民银行。然而，要做到这件事，就必须采取欧盟一般资料保护规范（GDPR），这也代表内部许多机制，包含软硬件、公司治理架构，就要采取最高标准。

他提到，Line Bank最后也同意了这项作法，目前，正朝采取GDPR方向进行，而这件事Line Bank也在营业计划中宣示过。

陈世雄更认为，采取最高标准，为企业带来的效益，可能是企业想像不到的，也只有这么做，才有办法领先其他竞争者，达到他的目的。甚至，“资料保护的相关议题，总有一天，一般消费者一定会非常重视”，他强调。

数位转型中，资料驱动的转型，已经在金融业深耕发芽。金管会在金融科技发展路径图的重点推动项目之一面是资料共享，陈世雄提到，在资料开放的3阶段中，每一个开放都牵涉到数据的交换或共享，同时也对应到监管面临的挑战，如个人资料保护、资安等相对的议题。所以，“如何建立一个数据共享的环境，是一个国家必须要去思考对应的方向。”

陈世雄提到，KPMG台湾所看好如联征中心这类机构的资料，在全球还是相当领先，能协助金融业者做各式各样应用，包含客户资金许可的应用，客户关系管理（CRM）等，而且数据的质量很高，接下来就是如何能基于这基础做更大的发展。

比如，他举例，中国人民银行在征信资料，有更深一步的应用。中国央行建置了数据交易中心，将数据标准化，以及资料交换的规格、API对应的方式也通通标准化，由-做庄，来促成包括银行业者、第三服务提供业者、或半官方组织所有的数据交换与应用。

陈世雄提到，台湾资料共享的交换机制，如果没有-做庄家建置类似数据交易中心的话，可以想想如何找到一个互利的商业模式，比如非金融业者想与金融业者合作串接资料，在场景金融的分润机制该如何制定，这就是商业模式的建立。

接下来，才会触碰到顾客的资料可否被合法使用，以及该如何使用，比如需要去识别化等。“资料共享面临的挑战非常大，主管机关分阶段开放，未来，还会牵涉到很多法规监管的开放。”他认为。

陈世雄观察，主管机关的工作态度也正趋向国外监理机关的监理态度，有别于以往衙门式的态度，转为服务金融业者，同时监控金融业者的角色。

他更进一步，提出几个国外监理思维的案例，提供给主管机关参考。举例来说，KPMG在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KPMG非常资深的合伙人就坐在ECB的办公室里面，每天协助欧洲央行拟订相关监管的政策。

陈世雄坦言，欧洲央行的监管方式跟台湾有较大的不同，台湾的监管单位较不习惯与四大顾问公司有紧密的合作。借镜欧洲央行的例子，监管单位开始借助这些了解金融业者痛点以及实务运作的市场专家，协助拟定监理科技相对应的议题，这是一个参考方向，他说。

另外，他提到，像是KPMG香港、KPMG新加坡，协助新加坡与香港的金融监管单位，去设计与架设所有金融业新一代资料上传对应的平台，开发数位监理申报平台等，亚洲地区的监管单位，很习惯借助KPMG的相关知识。

陈世雄表示，其实顾问公司具有第三方独立性，可以从监管的角度，还有业者的痛点做平衡，也是台湾的监管单位可以充分使用的。文⊙李静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