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数位隐私是一个阶级问题：富人和穷人看到的互联网为何不一样？
图片来源：Peter Macdiarmid/Getty
你看见线上的赌博广告绝不是因为凑巧，更不意味着好运气要来了。全球赌博业巨头Paddy Power旗下的澳洲公司Sportsbet就是一个例子。近来有调查发现，公司在高植入性（highly integrated）推广活动中投入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传统的广告和形象代言人与各大网络平台融为一体，并有来源广泛的大资料作为参考。例如，银行就是分析机构的资料提供者之一，赌博公司会根据这些资料来确定其广告开支是否合算。这些资料或许是匿名的，但从事情的总体框架上看这无关紧要。我们上网时会留下资料的踪迹，它们接着便会被收集起来，透过各种私下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出售。
问题还不只是赌博。在数位时代，许多企业——从线上租赁到营利性的教育——都可以取得潜在客户群体的详细资讯，针对这些客户的平台以及将两者加以整合所需的金钱也都蓄势待发。
当我们思考隐私权的时候，一般想到的都是不受国家干扰的、保持独处的权利。但数位时代为产业化的资料探勘、内容策划以及自动化的决策打开了大门，这一切都弱化了民主并加剧了社会的分裂。有鉴于此，有必要用一种更复杂的眼光来看待隐私——要兼顾这项权利的集体性与个体性。
我们的数位空间的构造日益以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为中心。肖莎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在她的《监听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里提出，私人企业在网上设立起无处不在的观察性情报装置（apparatus of observational intelligence），并以消费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每一个个体的价值。所有型别的公司都会在我们的线上行为里找寻有望说服我们花钱的蛛丝马迹。这些做法对穷人的影响尤其突出，他们更依赖于廉价或免费的线上服务。这样的操作将使用者变成了可供挖掘资料的来源，并且——以网络消费者难以察觉的方式——将线上生活的体验转变为一种充斥着市场逻辑的东西。reputation.com的创始人迈克尔·菲尔提克（Michael Fertik）说得很直白：“富人看到的互联网和穷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营利性的教育就是一个十分形象的例子。“一名潜在的学生第一次点选营利性大学的网站，”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在《算法霸权》一书里写道，“其背后有着庞大的产业链所奠定的一系列基础。”这包括选定最佳时机，瞄准人们急于改善自身处境的关头，Google搜寻以及大学的问卷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各公司也会从上传虚假招聘广告或承诺可以帮人办理医保或食品券的广告，并乘机询问点选广告的那些人是否对大学教育感兴趣。穷人基本都会被忽悠进招生程式，而这些大学花在营销上的钱通常较其在奖学金方面的开支要多得多。“营利性大学并不以富有的学生为目标，”奥尼尔发现。“富有的学生及其父母都知道得太多了。”
这倒不是因为穷人就很愚蠢或者爱犯傻，而是因为整个经济的运作都在靠他们的线上生活牟利，好比是寄生性的藤蔓窒息了人类体验的热带生态系统。许多具有猎头性质的公司——如从事赌博或发薪日贷款的——都会耗费巨资针对细分的受众投放针对性的广告。在影响我们心态——羞耻、欲望、负罪感——的力量中，它们几乎是最强的且旨在牟利。资本主义的基本驱动力破译了复杂多变的人性，进而以消费主义的名义来重新塑造它。它们重新定义了我们的个人历史，将其转化为别人可以消费的资料，并围绕我们的购买欲进行量身打造。它针对我们的意识发起了一场政变；夺占了许多我们出于直觉而相信其应当处于自身掌控之下的东西。
这种眼球经济和出于选择或在有意义的、知情的同意之下的资讯分享毫无关系。大部分人都不明白，使用者出于某一目的而披露的资料，可能会出于无数的其它目的而被卖给第三方。即便他们知道这一点，也没有真实的、永久性的退出机制可言。特定的细分受众群体的行为模式一旦被知晓，就有可能得出一些关于那一统计资料的符合者的结论，哪怕他们没有分享任何东西。我们的数位体验乃是基于我们的阶级成员身份来量体裁衣的，而非具有能动性或尊严的个体。如果认为一个人为自己的隐私负好责就足以挑战这一系列做法，那就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这些资料管理方法也会影响到公共服务的供给。维吉尼亚·欧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在新书《自动化的不平等》（Automating Inequality）里提出，如今的资料收集模型和算法化的决策造就了她所谓的“数位贫民窟”，它控制了集体性的资料来源、监视着我们的社会行为并会惩罚不服从者。欧班克斯是草根扶贫组织“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力量”（Our Knowledge, Our Power）的创始人之一，她的书表明诸如儿童福利的监控、食品券的发放以及医保都受到了不合格的资料收集方法或一团糟的分析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公共资源的浪费——以及严重的人类惨剧。
这种误用之所以被容许，是因为传统上对隐私的理解已经跟不上如今的数位时代了。要让人们决定-可以知道自己的哪些资讯，或者决定哪些资讯可以被用作公共专案的决策参考，都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鉴于这些理由，隐私权实为个体性和集体性的悖论性组合。它是被严肃对待为一个拥有能动性的独特的人，而非一组可以被用来预测其未来行为的特质的权利。但它也是得以在共享的空间里协作和沟通而不受论断的权利——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成为某个群体的一员的权利。
如果我们想要在线上生活中夺回能动性，以及重新发掘数位时代的潜能，那就需要打破监听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我们需要出台尊重个人资料的内在价值的法律和政策，而不能放任它沦为一种可以被用来榨取利润的资源。如今对医生或律师都有相应的规定，要求其必须以高度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所获得的资讯，与此类似，对公司收集来用作网络用途的个人资料应当有更严格的规定。如果没有知情同意，公司不得通过出售此类资讯牟利。应要求公司就其所持有的资料及其来源和用途建立透明的、可得的记录。公司应只收集和持有对其产品的配送或服务而言仅为必需的资讯。
隐私权是一道重要防线，它有赖于吹哨人（whistle-blower，指主动告发或曝光组织内部违规操作的人——译注）和记者的共同努力。但它如果要真正具有意义，就还要设法解决普通人饱受基于逐利倾向的操纵与分类之苦。目前看来，互联网的经验对社会福利、公平和面向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参与的一般概念构成了一定挑战。一种积极的看待隐私的方式，是视其为群体共有的（communal）权利——行使此权利的最大受益者，应当是穷人，而非富人。
作者：Lizzie O'Shea，律师，著有论技术与历史的《未来诸历史》（Future Histories）
翻译：林达
来源：新共和，via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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