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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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像的。对于德国纳粹，“二战”时的欧洲不论是国家政府、地方机构，还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机下，选择被动顺从、主动合作或是奋起抵抗。

在本书中，广受称赞的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探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作者通过德国占领下的以及苏联、意大利和其他军事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考察了这三个主题。他们面临着诸多道德和伦理困境，是与占领者合作呢，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幸存呢，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抵抗者呢？大多数人根据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选择了所有这三种情况。

作者讨论了在残酷的战争之后对那些切实的或可疑的战争罪犯以及战时合作者的肃清，这主要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暴力、驱逐，以及在纽伦堡国际法庭和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法庭上进行的司法审判。本书旨在帮助我们理解战时和战后的种种道德因果。

作者简介

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哥伦比亚大学赛斯·洛荣誉教授，生于匈牙利，并在那里进入大学读书，后到布达佩斯、巴黎、慕尼黑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历史，196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他出版的作品有《魏玛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1968）、《合法革命》（1979）、《超越民族主义》（1990）、《文集：希特勒的欧洲》（2001）等。迪克还与扬·格罗斯以及托尼·朱特合作编写了《欧洲报复里的政治：二战以及战后余波》（2000）。他是匈牙利科学院的外部会员。

书籍摘录

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

——欧洲与希特勒的蜜月期，1939-1941

1939年9月，波兰悲惨灭亡，接下来是相对平静的7个月，也就是所谓的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假战。后来，苏联红军袭击波兰，打破了国际舞台惊人的沉寂。苏联的动机就是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波罗的海一路扩大到黑海。在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苏芬冬季战争中，一边是人口400万的国家，另一边是人口1.7亿的国家，可是一开始，竟然是芬兰一路取胜。领导不力和士气低迷，让苏联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不过最终苏联还是取得了胜利，逼迫芬兰签订和平协议，并做出一些领土上的让步。

芬兰赢得了两大交战阵营的一致赞赏。但公众却轻易忽略一件事—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第一时间向邻国芬兰伸出援手，连外交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德国是苏联的同盟，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政府愿意去激怒希特勒。在一年半的冬季战争中，丹麦和挪威惨遭德国占领，芬兰卷入了与苏联更加残酷的第二战，唯有瑞典保持中立，代价就是源源不断地为纳粹德国供应铁矿石、钢材和机器。

希特勒从冬季战争中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欧洲民主国家不会真的联合对抗侵略，而是会尽量避免冲突，一旦失败，就会各自投降。但希特勒也误以为苏联已经孱弱得不可救药，是他口中“群龙无首的泥塑巨人”，同时也是第三帝国的致命威胁。

有些答案今天已经难以参透：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在经济上都跻身世界最发达行列，人民体魄都格外强健，为什么不肯为战争做准备？挪威当时有300万居民，丹麦人口接近400万，荷兰差不多900万，比利时人口远超800万，法国人口4000万，每个国家都能召集一支强大的军队。

况且，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还坐拥庞大的殖民帝国，这三个国家可以获取的物力和人力（殖民部队）远超德国。法国军备生产上的领先优势差不多维系到战争爆发前，法国的海军比德国庞大，这些优劣对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当代军事思维，实行普遍征兵制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能够训练和调动10％的人口参战。这就意味着比利时可以拥有一支80万人的受训部队，而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军队加起来可以达到700万或800万人。

只要众志成城，他们就可以打造出一支世界顶级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另外，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介入几乎已成定局，这样的联合军队没必要只做做抵抗的样子，他们是可以打败纳粹德国的。哪怕他们只是摆出齐心协力的姿态，也会让希特勒打退堂鼓，放弃侵略。

但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美，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挪威、丹麦和荷兰在“一战”中就保持中立，这次还想继续中立，这就明显限制了军队规模。荷兰，堂堂一个富裕国家，拥有将近900万忠心臣民和庞大的殖民帝国，却只有26辆装甲车，至于坦克数，零！靠这些来抵御潜在的德国入侵，简直匪夷所思。

其实，荷兰将领已经从落入他们手中的资料获得切实证据，德国一旦与英法开战，德军就会入侵荷兰—事实上，德国真的在1940年5月挥军荷兰。一些德国将领在1938年就开始密谋推翻希特勒，他们反复告知英国，并通过英国传达给所有牵扯其中的国家——德国元首正在计划袭击他们。但是，丹麦人非但没有参与共同协商，还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撤回了本就单薄的军队，以告示天下，他们无意防御自己。而挪威人和荷兰人则是一再强调自己是中立的，就连德军都已经开始向他们进逼了，还是不改初衷。

“一战”之前，法国政府和军队所做的筹备工作都是为了报复德国，防御计划是没有的，当时盛行的理念就是“攻击，一直攻击”。1914年8月，当德国右翼部队暴风雨一般地穿过比利时向巴黎挺进，法国最高指挥部投入了数百万人来攻打德国左翼部队，结果惨遭滑铁卢。贻误战机很久之后，法国和英国远征军才改变战略，最终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MarneRiver）阻止了德国的进攻。

法国人从“一战”中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现在又忽略了坦克和飞机带来的改变，还寄希望于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line），要知道，当时的马其诺防线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法国－比利时边界。1940年5月，德国人轻易攻陷法英前线，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简而言之，1940年4—6月间，德国军队征服了北欧和西欧，付出的代价却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德国还获得了一个工业基地和港口设施，从那时起，德国就是一副所向披靡的样子了。

对这场集体崩溃的原因，我们的认识还是不足，但有一个原因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政府、军队和人民在遭遇德国纳粹侵略时摆出一副失败主义者的样子。尤其是在法国，很多右翼政治领袖和大企业主误以为共产党可能会接管他们，对他们来说，被纳粹统治，也好过被共产党统治。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希特勒好过斯大林”。

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极左翼人士还激烈反对重整军备和“备战”，也毫不掩饰对“资产阶级法兰西共和国”的厌恶。而法国的共产党领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实际倒向了纳粹阵营，四处宣扬法国正在发生一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鼓动大众起来反抗。“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党掀起法国军工业大罢工时用到的口号。

另外，法国社会普遍渴望和平。法国人羡慕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至于这些成就里有多少水分，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法国人还蔑视“腐败的共和国”，以及法国指挥官们超乎想像的昏聩无能。但是，各种负面的宣传，加上这么多的因素，也无法帮我们厘清西欧和北欧不愿意联手的原因，他们宁愿遭毁灭，被占领，全民受辱，也不愿意武装抵抗侵略，还是令人费解的。

合作，过去还只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是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以及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PhilippePétain）领导组建新政府之后，合作就变成一个切实的问题了，而且刻不容缓。贝当承诺，在投降之余，会进行“民族革命”，打造一个焕发新生的亲德法国。

在探讨任何细节之前，我想指出一点，这些国家与纳粹德国合作，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容忍德国人的存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占领军初期表现得堪称模范。无论是在挪威遥远的北方纳尔维克（Narvik），还是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德国士兵都接获命令要彬彬有礼，遵守当地习俗，买东西要付钱—只是用的也是占领区的钱，价格也有争议。

换句话说，这些德国士兵表现得如同最好的游客。流亡英国的政客对外宣扬说纳粹多么残忍，说民众第一时间抵制德国人的存在，其实都是一面之词。而从当时流传的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丹麦金发女郎和德国士兵手挽手，优雅的巴黎女子在德国军官的陪同下现身珑骧（Longchamp）赛马场，除了照片，还有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初期也是合作顺利，这都让流亡政客的说法站不住脚。

这些国家如此轻易地接受这般耻辱和失败，德国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其实无意殖民北欧和西欧，他也不情愿在这片土地打仗。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想把以前属于德国、现在位于法国东北的阿尔萨斯－洛林重新并入德国领土。纳粹发动全面进攻，想要殖民的土地不在西边和北边，而是在东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有必要接纳西欧和北欧的合作意愿，而且大体也是这样做的。

显然，这么多国家，不适合一概而论，毕竟国与国在地理位置、国家传统、历史政治和种族问题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挪威和比利时就是这样。虽然德国在初期表现得普遍克制，但各个战败国受到的待遇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就很庞杂了，比如当地居民的种族，投降时的情况，该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国民和领袖的合作意愿，还有最后一点，不过也同样重要，就是在争权夺利中，最后赢得控制权的是德国哪一个权力集团。这些战败国当中，没有一个拒绝与占领者合作，但也没有一个能完全满足德国的要求。

迈向一个“大日耳曼”民族？

毋庸置疑，“种族”是纳粹眼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大多数说佛兰芒语（Flemish-speaking）的人都是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民族血脉相连。与德国西南部接壤的小国卢森堡大公国（GrandDuchyofLuxembourg），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也是操著一种德语方言的日耳曼人。

德国纳粹尤其看重挪威人，认为挪威人是理想的“北欧雅利安人种”：高身材、体格健壮、金发碧眼，极其适合交配繁殖后代和参加德国伟大的民族事业。但是说起来，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金发碧眼的，在纳粹的概念中，挪威人代表了备受推崇的维京人传统（Vikingtradition），他们是无畏的战士和海员，是勇士中的勇士。

在纳粹看来，丹麦人和挪威人同属一类人种，但差别在于，挪威军队迎头抗击了德国侵略（事实上得到英、法、波兰军队的支持），虽然短暂，但很英勇，而丹麦人没开一枪就投降了。还有，挪威国王哈康七世（KingHaakonVII）及其政府逃亡到了英国，只有军队投降了，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ChristianX）立刻就签了投降书。

政府、议会、各州和市政机构都继续运作。因而，德国派高级专员对挪威人实行专制统治，由自封为挪威首相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Quisling）进行协助。（众所周知，虽然吉斯林不情愿，但他的名字还是成了自愿、有意识与占领军合作的代名词，这也是源自他一早与德国合作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丹麦人则得以保留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体系，可谓是顺者昌的典型例子。

沦陷的挪威由本国人治理，德国进行密切监督，而丹麦则延续了过去的政府组织，甚至在1943年3月还举行了公平公开的议会选举。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最高选票，而丹麦纳粹党仅获得略高于2%的支持率。在挪威，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而丹麦的条件接近理想，能够驻扎在那儿的德国人是很幸运的。

这两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和志愿参与党卫军的人，但差别在于，丹麦政府成了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1941年11月，丹麦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Pact），协定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苏联和共产主义。丹麦政府宣布共产党为违法组织，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丹麦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一来，看似丹麦是在公开宣布自己赞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丹麦这一连串的亲德行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宣传效应，而事实上，丹麦政府也在竭力降低这种影响。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意大利、匈牙利、伪满洲国（Manchukuo，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傀儡政府）、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斯洛伐克和中国南京政府（另一个日本傀儡政府）都加入了这一协定，看上去希特勒及其盟友已经主宰了半个世界。但诡异的是，这个联盟的打击目标苏联在1939年居然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非正式同盟，甚至在德国于1941年攻打苏联之后，日本还继续与这个本该是头号敌人的国家维持着友好关系。

当战局逆转，开始不利于德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丹麦人敢于公然反抗占领者：罢工和反纳粹示威让占领者当局在1943年8月宣布戒严，丹麦警察遭到监视，丹麦军队被解散。丹麦自治看起来得就此打住了，但实际上，稍加重组后的丹麦政府和行政机构继续管理著这个国家，由心怀好感的德国全权代表监督，直到战争结束。丹麦政府玩的这一套复杂游戏很典型，欧洲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丹麦在德国人眼中一直还是个卫星国典范，类似的还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另一个更小的国家，名字在后面会揭晓。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与同期德国人对波兰的残酷镇压做比较—波兰城市被毁，人民忍饥挨饿，成千上万人被随意监禁或枪毙，波兰抵抗者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被折磨和杀害—我们就会明了，德国占领可不是千篇一律的。同盟国宣传说沦陷国家遭受着同样的折磨，但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各地生活相去甚远，差异化很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从战略上来讲，挪威对德国人至关重要，所以驻挪威的德军达到30万，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丹麦，虽然也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重要来源国，但是从未面临同盟国入侵的威胁，就连同盟国的突击都没遇到过。所以，有些时期，驻丹麦的德军只有寥寥几千人。

挪威和丹麦不同的投降模式给各国有政治头脑的公民带来了困扰。一个挪威爱国人士应该听命于谁：是国王及其政府吗？他们远在安全的英国，呼吁大家抵抗。是国内的官员吗？他们负责每天的事务运作，目的就是尽量让国家风平浪静，以改善大环境。一个爱国的丹麦人，见证了本国政府向占领者俯首称臣，但恰恰是政府的这一举动保障了自己和家人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又该怎么做？

最后再说说通敌合作与犹太人存活率之间的联系，后面会再拓展开来说，这里只是简单几句。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挪威和丹麦，犹太人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占总人口的1%不到。挪威有1700名犹太人，但是除了一些抵抗运动的特例外，当局和人民都无意拯救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而在同样与敌合作的丹麦，政府和人民，甚至连当地的德国占领军都一起，成功保护了几乎全部8000名犹太人的生命。

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会放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来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说，与敌人合作，比如高效地为占领者生产火炮，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秘密抗击占领者，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斗争。相反，有些纳粹德国的死对头，在帮助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却毫不手软。

德国人征服的另一个重要且高度发达的西欧民主国家是荷兰。对于德国的无端入侵，荷兰的军事抵抗程度介于挪威和丹麦之间。威廉明娜女王（QueenWilhelmina）及其政府逃亡到英格兰，军队投降，荷兰人开始在政府雇员和市长的统治下安心生活。

德国人视荷兰人为日耳曼人，所以占领者希望他们能“自行纳粹化”，并最终加入德意志帝国。因为荷兰的战略重要性不敌挪威，所以驻荷兰的德军数量很少。对德国士兵来说，能派驻荷兰让他们感到很荣幸，就像派到挪威和丹麦一样。

一定程度上说，荷兰是个特例，因为希特勒没有把这个国家交到德国军队或党卫军秘密警察的手中，而是交给了德奥合并前奥地利地下纳粹党领袖阿塔尔·赛斯－英夸特（ArturSeyss-Inquart）。荷兰的新任帝国总督获得了专制的权力，便试图教化荷兰人，为将来加入第三帝国做准备。同时，纳粹国防军在比利时称王称霸。

这些沦陷国的纳粹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谁也没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德国人也无意让他们上台。德国人更青睐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荷兰，一个名叫荷兰联合（NederlandseUnie）的组织崛起了，试图为荷兰的国家政治带来革命性变革。荷兰联合是由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中产阶级所创立，希望把荷兰变成一个一党专政国家，既不是照搬纳粹主义，也不是民主制度。1941年末，德国当局叫停了这一试验，传统政党重新接管，在暗中行动。

在荷兰，非思想上的合作由所谓的国务大臣执行。在皇室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国务大臣负责日常事务，国家行政机构广泛参与管理，来履行德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各项事务中，政府官员还会收集和记录国内犹太人的准确数据。荷兰人的精确和可靠度也感染了德国人创办的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orJoodseRaad），那些德高望重的成员在德国长官的监管下表现得无可挑剔。

在华沙的犹太居民委员会，严格服从德国人的命令也是例行公事，但那里的成员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集体赴死，还是努力满足德国人的要求，把犹太人的技术用到军工业中？最终，经济上的合作只拯救了寥寥数名犹太人的性命，但怎么说呢，聊胜于无。但在1940年的阿姆斯特丹，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无须害怕被即刻处决，却向德国人奴颜婢膝，把荷兰每一个犹太人的姓名和数据都报上去，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了。

至于荷兰共产党，起初也没有表现得多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地下宣传册中煽动的不是反纳粹，而是反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帝国主义争斗”。共产党还继续批判社会民主党支持“德英帝国主义冲突”。不过，很多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攻打苏联之前就改变立场，反对纳粹，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荷兰的工农业方面，与占领者的合作是彻底的：战争时期，荷兰出口到德国的货物总价值为大约85亿荷兰盾（guilders，当时合3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都用于军备物资。

毫无疑问，荷兰也有英勇的、广泛的抵抗运动，后面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会探讨。但是，当我们思索荷兰的故事时，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军事上过早地向纳粹德国投降，荷兰这个民主国家就不会与德国展开如此广泛的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