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是如何吃饱饭的？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ID：tengxun_lishi），作者：谌旭彬。虎嗅网获授权转载。

问：《请暂时遗忘袁隆平，我们应该认识一下这些给我们米饭吃的人们》里，关于袁隆平的说法是对的吗？中国人是怎么吃饱饭的？

先说第一个问题。

这篇热文（以下简称《请暂时遗忘袁隆平》）关于袁隆平的描述，大体是这样子的：

“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目前吃的大米没有几个是袁老爷子的产品，这是真的……这点恐怕大家都没想到吧……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以为现在吃的大米品种起码一半是袁老爷子的，事实上并不是……袁老爷子有数据可查的品种只有这几个。这大都没有大规模种植。我们甚至还查了老爷子的公司的一些育种，同样遗憾，大都没大面积种植，我们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我们没多少人吃过老爷子的米，是不是和我们大家想的不大一样？不该是这样呀！和我们预期的相差甚远，然后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查询。因为我们抱着一丝希望，哪怕这些品种不是袁老爷子的，万一是运用了袁老爷子的技术呢？但是结果又让我们很失望……”（原文如下图，文字格式有所不同）

图：热文《请暂时遗忘袁隆平》对袁的负面表述（可点击放大）

这段叙述，犯了比较严重的逻辑错误。

第一，袁隆平在水稻研究领域的历史贡献，与“我们目前吃的大米没有几个是袁老爷子的产品”之间，并无直接关系。

关于袁隆平的历史贡献，可以参考198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中的相关表述：

“1960年春，他开始了早稻常规育种的试验，……1964年，开始这项（杂交水稻）研究工作。……终于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水稻。经他耐心培育，这株水稻居然有了收获。同年冬，他把实验数据加以整理，写成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在《科学通报》1966年第4期上发表。……1970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李必湖，风尘仆仆来到海南岛，寻找野生稻。他们深入农村，四处调查，终于在一片沼泽地里发现了一株奇异的稻子，……他如获至宝，精心培育，连续几天蹲在田里，给“野败"授粉。终于获得了少量而珍贵的种子。‘野败不育株’的发现，为三系选育成功，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1971年春，袁隆平等的科研工作得到了组织上大力支持。农业部和湖南农科院先后把杂交稻列入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农科院召开协作会，成立协作组，与湖南农科院共同组织这项研究工作。于是，全国几十个科研单位，使用上千个品种，做了上万个杂交组合，与“野败"进行回交转育。1972年，首先在江西、湖南取得成功，江西萍乡农科所育成了第一批水稻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继之，广西、湖南科技人员张先程等先后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的恢复系。终于完成了三系配套，育成了首批杂交水稻……随后，又在全国有关单位协作下，逐步解决了繁殖制种的技术问题。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提供了条件。现在，由袁隆平等首先开始，经过全国协作，在世界上首次育成的强优势杂交水稻，已在全国开花结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短短六七年间，我国累计播种面积已达2亿5千多亩，增产稻谷267亿斤。”

上述历史贡献，与我们目前吃的大米品种是否挂在袁隆平名下，完全是两码事。

图：198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

其次，《请暂时遗忘袁隆平》一文，得出“我们目前吃的大米没有几个是袁老爷子的产品”这一结论的逻辑，也是错误的。

该文得出此种结论，依赖的是国家水稻数据中心关于“中国水稻品种/系谱”方面的统计。具体的依据，是如下两图：

图：国家水稻中心所统计的“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稻”

图：国家水稻中心所收入的“选育人”为袁隆平的水稻品种

《请暂时遗忘袁隆平》一文据此得出结论：

“我们以为现在吃的大米品种起码一半是袁老爷子的，事实上并不是……袁老爷子有数据可查的品种只有这几个，这大都没有大规模种植。”

图中绝大多数水稻品种，国家水稻中心有具体的种植面积统计。具体到“选育人”为袁隆平的五个品种，其审定年份与种植面积如下（1983年~2010年的逐年累计）：

（1）二九南1号A（1979年）：无具体数据。

（2）威优49（1985年湖南审定）：超过1881万亩。

（3）南优2号（1979年陕西审定）：超过266万亩。

（4）威优48（1989年湖南审定）：超过1842万亩。

（5）威优64（1985年湖南审定）：超过17796万亩。

“选育人”为袁隆平的威优64，在“推广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中位列第三，说它“没有大规模种植”，是说不过去的。只不过，相比排名第一的汕优63（超过93963万亩），二者的种植面积，确实相差甚大（排名第二的汕优64的种植面积超过19370万亩，略多于威优64）。

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请暂时遗忘袁隆平》一文，刻意忽略了汕优63、汕优64这些杂交水稻品种，与袁隆平、李必湖等人所发现、培育的“野败”之间的关系。

每一个杂交水稻品种，国家水稻中心都为其制作了“谱系树”。

推广面积排名第一的汕优63，其谱系树如下：

图：汕优63的谱系树

排名第二的汕优64的谱系树如下：

图：汕优64的谱系树

简言之，《请暂时遗忘袁隆平》一文，关于袁隆平的评价，不但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逻辑之上，而且还存在着对材料的曲解（该文对水稻领域其他学者的介绍，也存在不少错误，限于文章篇幅与个人精力，不再赘述）。

袁隆平在杂交水稻领域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很难具体量化，自可见仁见智，但不该拿错误的逻辑，与曲解的材料，来推导得出。

再说第二个问题。

学者胡靖认为，人均粮食供给量不得低于248.56千克/年，才能在理想的按需分配状况下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安全，若低于此值，将会发生绝对的粮食危机或者绝对饥荒。

学者胡守溢在综合考虑了中国的人口比例、膳食营养标准、食物结构、消费习惯等因素后，加权计算认为中国人均粮食的最低安全保障是370公斤/年。

以上数据均属“最低保障”。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人均粮食达到每年400公斤”作为粮食安全指标之一。

那么，中国人究竟是哪年吃饱的呢？下面这张图表可供参考：

原图表注释：图中人均粮食产量是用粮食总产量除以总人口得到；1949~200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1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根据该图表，可以看出：80年代初是中国人均粮食年产量的一道分水岭。此前，仅有少数年份的人均粮食年产量略突破了300公斤；此后，人均粮食年产量虽仍有起伏，但始终未曾跌破300公斤这个关口，甚至在多数时候接近400公斤。

这种上升，主要得益于粮食总产量的提升。而粮食总产量的提升，主要得益于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制”（俗称“分田到户”）的实施。

下面，是1978年之前，中国人均粮食年产量的几个重要节点：

1950年，239公斤。

1956年，310公斤。

1960年，217.3公斤。

1970年，289公斤。

1974年，300公斤。

1977年，297.7公斤。

下面，是1978年之后，中国人均粮食年产量的几个重要节点：

1978年：318公斤。

1984年：390.3公斤。

1998年：412公斤。

2003年：333.3公斤。

2010年：407.5公斤。

需要注意的是：“人均粮食年产量”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均粮食年占有量”，至少还需考虑到粮食的进出口问题。

比如，1950到1960年，中国连续11年粮食净出口，年均出口粮食219万吨，粮食净出口量占同期粮食产量的1.3%。当时的“人均粮食年占有量”，是略少于“人均粮食年产量”的。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成为粮食进口国，并大体持续数十年。此一时期的“人均粮食年占有量”，是大于“人均粮食年产量”的。具体趋势如下图：

由上表可知，1960年~1967年，中国曾出现一个进口粮食的高峰，每年进口的粮食约为400万吨~500万吨。1973年~1976年，也曾以每年200万吨~400万吨左右的规模进口粮食。而真正的粮食进口高峰，始于1978年，其中某些年份甚至高达1500万吨左右（进口数减去出口数）。

略言之，中国人之所以在80年代得以渐渐能够吃饱饭，主要依赖三大因素：

（1）“分田到户”。解放了之前被禁锢的生产力。

（2）杂交水稻（也包括化肥）等科学技术，带来了可观的粮食增产。

有统计显示，1986年，中国的杂交稻种植面积尚只占全国稻谷播种总面积的27.71%，但“过去10年（1976年~1986年）中国因种植杂交稻而增产的稻谷估计达49百万吨”。平摊到每一年，在年粮食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左右（以1982年的年产量数据计算。当然，这不是一个严谨的计算，1986年之后，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继续扩大，所占比例当更高）。

（3）进口粮食。1982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约为35000万吨，进口粮食约为1500万吨，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3%（这里取了进口峰值，其他年份的比例当小于此数）。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进口粮食的4.3%，还是杂交稻增产的1.5%，对80年代的中国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意味着：新增了数千万人的口粮。

当然，因为并未突破脆弱的小农经济，中国当时的“人均粮食产量”，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表：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人均粮食产量”（部分）

这种差距，迄今仍无实质性的改观。

注释

中国科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 现代第4辑》，1982年，第1658~1659页。

以上统计，均见于国家水稻中心。网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

汕优63谱系树网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varis/601174.htm

汕优64谱系树网址：http://www.ricedata.cn/variety/varis/600587.htm

转引自：曹宝明等/著，《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挑战与对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4，第07页。

胡守溢，《国家粮食安全形势估计及成本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3年第5期。

公茂刚，《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第166页。

表格引自：袁富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37页。

何桂庭、朱希刚、J·C·弗林、阿曼达·戴、K·帕拉尼撒米、顾焕、张景顺，《江苏省杂交稻和常规稻技术的经济分析》。

表格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 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