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简史》里，尤瓦尔·赫拉利写道：“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看来，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
尤瓦尔·赫拉利，2017，杭州“全球人工智能大会”演讲“未来已来”
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个雄辩的历史学家，他只用了很短的篇幅就给我“洗了脑”，把我从一个相信自由意志的人变成了不相信自由意志的人。直到两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我上当了。原来，当人们谈“自由意志”时，有可能是在谈两种东西。尤瓦尔·赫拉利使用的是常与“灵魂”相提并论的“自由意志”，如果你有这种“自由意志”，“你的决定就不是被任何事情引起的——不是被你的目标、情绪、动机、知识，或无论什么东西引起的”（丘奇兰德，《触碰神经：我即我脑》第7章）。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意志”的“自由”讲的是“绝对自由”，“自由选择”只是“自由意志”的决定，除此之外不受任何其他因素影响。
黑色背景上的脑神经细胞
脑科学的进展当然倾向于否定这种“自由意志”：第一，大量研究揭示了大脑的自动化反应机制，也就是说，人的很多选择是预先设定好且不经过意识系统的；第二，“大脑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就完成了动作”，之后才有意识体验出现（迈克尔·加扎尼加《谁说了算·后记》）；第三，人的大脑有很多接入社会的“预设埠”，人总是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尤瓦尔·赫拉利只讲了前两条，但他的论述风格、他的名气以及迷信权威的习惯使得我们很多人不假思索地相信了他的论断。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意志的确是不存在的，人的判断和选择都是脑的功能，是脑活动的结果。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脑科学的进展和发现，再来谈另一种“自由意志”。
“‘有意识的我’只不过是大脑活动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的行为、信念、偏见都受意识无法访问的大脑网络驱动。”（《大脑的故事》第三章，大卫·伊格曼）无意识网络的存在意味着人会受到预先设定的程式的支配和影响：当人心不在焉时，人和自动化机械遵循同样的工作原理，当一个人的预设程式被改变时，这个人的感受也会被改变。比如，尤瓦尔指出，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在躁郁症患者大脑植入电极，在患者胸部植入微型计算机，微机发出指令后电极会释放微弱电流使造成抑郁的脑区麻痹，抑郁的感觉就被赶走了。事实上他还可以加上这个例子：面部运动神经受损的病人不能正常说话和表达情绪，美国的康复医生保罗·巴赫-利塔将一条通常连线到舌头的神经连到病人的脸部肌肉，然后发展一套大脑练习的计算机程式训练舌头神经作为脸部神经，治愈了这些病人。（《重塑大脑重塑人生》第一章，诺曼·道伊奇）
图文无关
关于“动作先于意识”，尤瓦尔提到的是加扎尼加的实验和卡尼曼的实验。切断连线左、右半脑的胼胝体可以治疗癫痫病，对切断胼胝体的人（即“裂脑人”）进行研究发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两个半脑可以相对独立地工作，左半脑负责语言、逻辑，擅长解释，右脑不善言语但对影象识别能力极强。在一项实验中，给一个“裂脑人”的左脑展示鸡爪图片，对右脑展示雪景，再给他其他图片让他选出最符合他看到的内容，结果左脑控制的右手指向了鸡，右脑控制的左手指向了一只雪铲，问他理由，回答是，“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很显然，左脑过分卓越地发挥了解释功能。人的记忆系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记忆系统会印象深刻的记忆进行“高亮”处理，而直译器则会在此基础上进行解释。比如，如果一个手术的收尾相对让人愉悦，人就会认为这个手术比另一个手术要好。尤瓦尔还可以加上这个实验作为例证：在大脑意识到某个动作的意图之前约0.6秒，该动作的冲动会首先出现在大脑涉及动作准备的区域里，意图进入显意识之后还要经历约半秒的延迟，这个动作才会真正地被执行，也就是说，动作滞后于神经冲动大约1秒。（本杰明·李贝特，1983）
人当然很容易受别人影响，因为社会性是人类的标准配置，“我们从一出生，就有社会互动的硬接线”（加扎尼加）。连爱因斯坦那样孤僻不合群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为他人而活，生命才是值得的。”社会认知神经学家马修·利伯曼在《社交天性》中写道：内侧前额叶皮层“与我们的概念性自我紧密联络在一起”，而且，“这个脑区同时也是一条‘高速公路’，其他人正是通过它来影响我们的信念和行为的”，“只有在我们不再从我们的‘独一无二性’去界定自己，并且接受一个更加平衡、稳定的社会身份之后，我们才会觉得，自己终于变成了那个本来打算成为的人。”在马修·利伯曼看来，因为人类祖先需要克制自身的欲望来完成捕猎协作，才会有社会脑的发达和意志力、自我控制力的存在，社会脑与人的意志力、自我控制力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认为自由就是不受其他人影响，这样的自由大概是不存在的。
好了，该说一说“自由意志”的另一种含义了：“如果你心智健全，打算做出你的行动，知道你正在做什么，并且你的决定并不是被强迫做出的（没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那么你就展示了自由意志”（丘奇兰德，《触碰神经：我即我脑》第7章）。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感受、欲望冲动、行为倾向，这是毫无疑问的。“意外之事出现，我们需要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的时候，意识就参与进来了。……意识还发挥着解决大脑内部冲突的关键作用。”（《大脑的故事》第三章，大卫·伊格曼）当然，意识的出现受大脑功能的影响，不是凭空出现的。“从神经元到想法要经过多层突破”，“大脑与思想是互补关系”，“设定行动过程是自动化的、确定性的、模组化的，……选择行动过程，……却是互动的复杂背景环境选择的特定紧急精神状态所导致的结果”。（迈克尔·加扎尼加《谁说了算：自由意志的心理学解读》第四章）通俗点：虽然很多反应模式是事先编好的程式决定的，人的选择并不是凭空、随机出现的，是受到过去的经历和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的结果。但是，按照“自由意志”的第二种含义，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样的选择，就说明我们拥有“自由”，即便这种自由是有限的、不充分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理解的“自由意志”都是第二种含义，即，人可以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根据脑科学的发展，这种自由意志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当人意识到自己需要进行决策时，人可以呼叫思考资源对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再根据思考结果采取行动。第二，人可以通过练习来提升自己的觉知力和思考力，减少无意识的自发行为。第三，当人意识到自己的某种坏习惯时，人可以制定应对措施和行为规则来改变习惯。第四，即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具有可塑性，人有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第五，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
“快速脑”
在《思考，快与慢》中，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人的反应系统分为两种，快系统对应直觉、本能、习惯，不需要意识参与就能完成复杂的事情，慢系统对应理性思维、分析思考、有意识参与的决策，虽然反应速度慢，却是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重要存在。而在《机器人叛乱》和《超越智商》里，心理学家基思·斯坦诺维奇在这两个系统之上又划分了反省式系统（也有人称之为元认知系统），通过这个系统，人可以对自发式系统（快系统）和分析式系统（慢系统）进行综合利用，让人的行为更理性。启用反省式系统通常意味着有意识地进行觉察、监控。尽管我们很难说明白“意识”究竟是什么，但我们都能运用“意识”，比如，在心里面问自己“我在做什么”，你就能得到大量实时的资讯。可见，人脑为人预留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要减少无意识的自发行为，人必须觉察到唤起分析式系统的必要性，成功唤起分析式系统，并对自发行为进行抑制。对于心智健全的普通人来说，唤起分析式系统不难，难在觉察到唤起该系统的必要性。这里存在一个广为流传的认知误区，即：思考（努力）是痛苦的，最好能不动脑（意识参与）就不动脑。首先，有意识参与的过程未必需要调动分析式系统（即进行思考）。比如，全神贯注、物我两忘的心流状态离不开意识的参与，但在这种状态下人的动作是高度自动化的。其次，思考或努力本身并不带来痛苦，让人痛苦的是观念。在能够进入心流状态之前需要大量的刻意练习，刻意练习时人脑的分析式系统处于被启用的状态，但是，“刻苦”的“苦”来自事后的评判，而不是刻意练习时。当你试图解出一道数学题而未能如愿，并且为此气恼时，你才会感觉到“苦”；如果你的注意力都在如何解题上，失败之后继续想办法，直至解题成功（或者暂且放过，之后解答成功），你只会因为努力有了成果而自豪，而不会感到痛苦。也就是说，保持觉知力并不会带来负担和痛苦。哈佛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埃伦·兰格指出，专念状态（有意识参与的觉知状态，分析式系统整装待命）能让人从平凡中洞见创思、让工作快乐而满足、消除歧视和偏见、整合身心力量、让人焕发青春活力。正念冥想是整合身心提升觉知力的有效途径，不过，兰格认为，只要集中注意力，不那么漫不经心，就能提升觉知力。
自由意志，意志并非完全自由，但已足够
在《习惯的力量》中，查尔斯·杜希格指出了改变习惯的黄金法则：习惯只能被替代，不能被消除。该法则也适用于直觉、本能。你必须觉察到那些触发自发式系统的讯号，然后采取有效的替代行为，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比如，你下决心要戒烟，你必须能在吸烟的动作出现之前觉察到自己的冲动，然后你才能采取行动。觉知力对于人的“自由意志”来说非常重要，假如一个人总是不知不觉、无知无觉，人就成了自发式系统控制的机器，自由在哪里呢？当然，方法也很重要，和自发式系统进行对抗往往会事倍功半，最好是利用自发式系统对抗自发式系统，用直觉、本能、习惯去改变习惯。比如，状态低迷、工作效率低下时，你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是无效的，硬撑著的话状态只会越来越糟，如果你运动五分钟或到庭院里散步五分钟，你的心情会自动好转，你的精神状态也会提升。
未成年的大脑处于发育发展状态自不待言，成年人的大脑也有可塑性则是近些年的发现。成年人大脑的可塑性主要表现在大脑神经联结的变化上，当人有意识地进行某种练习时，与之有关的脑区就会变得活跃且功能得到增强。比如，伦敦计程车司机需要记住两万五千条路线才能拿到许可证，所以他们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就比一般人要大。再比如，研究发现，小提琴手控制手指的大脑区域在大小和活跃性上都出现了显著增长。对盲人的研究发现，学习盲文之后，大脑的运动皮质和躯体感觉皮质在面积和活跃性上都出现明显增长。更有甚者，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哪怕是在想象中弹奏钢琴也能够让相应的大脑区域发生扩张。大脑的可塑性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可能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成为某个领域的“天才”。飞碟
小布什的惊讶；你可以嘴上不认错，但不能认识不到错
把“人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观念”放到最后是有充足理由的。塔夫里斯和阿伦森在《谁会认错》里为我们展示了人的自我辩护本能，这种本能是阻碍人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罪魁祸首。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是“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仗打赢了，这个理由却没有了，根本没有找到伊拉克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小布什会认错吗？他找各种借口敷衍了事。世界末日没有如期而至，为此倾家荡产的人会承认自己错了吗？不，他们会说上帝被打动了，改变了主意。没有戒烟（减肥）成功的人总是会反复强调戒烟（减肥）多么困难，而不会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决心和积极的行动。穷人往往会愤慨于道德底线的坠落和良心的沦丧，却不会承认自己不合群、太悲观、不擅长自我宣传。与自我辩护本能密切相关的是非此即彼的自动化思维，如果选了A那么B一定是坏的。我穷，那么富有的人一定很坏；我戒不掉烟，一定是戒烟太难；我抑郁了，希望一定是不存在的。埃伦·兰格的建议是，别把事情看作两个极端，找出具体的有差别的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做出改变。我一定要完美吗？我犯一次错就是笨蛋？不是的。人有改变观念的自由，只看人愿不愿意珍惜这种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