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资讯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逐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已经向社会经济生活全面渗透，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世界各国为了抢占数字经济时代的制高点，纷纷制定了各种战略，以推动经济社会向数字化转型。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为了抓住发展的机遇，不少企业主动向数字化平台企业转型，甚至很多传统企业不惜放弃核心业务，转向平台型企业，有不少企业也因此陷入困境。面对着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传统产业主动推动与新技术的融合是大势所趋。然而，应注意的是，数字化仅仅只是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目的。
“实体为本，技术为用”。新技术要有效发挥作用，应与实体经济有效结合起来，不然，就会背离市场竞争的本质，过度高估新技术，导致诸如大资料、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概念层出不穷，甚至出现去实体化的趋势，会带来国家或者地区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风险，对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存在的对数字经济泛化的倾向，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那么，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到底是什么？未来发展数字经济主要关注点应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重要时代命题。只有深刻理解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与未来，才能有效地避免泛化新技术、去实体化的危险。
数字经济的内涵
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应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横向角度去界定，到底什么是数字经济；另一方面从纵向角度，即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视角去剖析，数字经济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又有哪些不同点。
关于什么是数字经济，在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其中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资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资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资讯通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G20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得到了各方广泛认同。从该定义不难发现，数字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和重要推动力，这意味着片面地脱离实体经济推动向数字化转型，是与数字经济的内涵相违背的。
从人类经济社会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审视数字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真正内涵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算力——主要包括运算速度和储存量。这是数字经济时代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最为直观的表征。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就提出了著名的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积体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效能也将提升一倍。近几年，随着现代资讯化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大资料、算法、云端计算等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算力，推动着人类经济加快向数字化转型。摩尔定律反映出数字经济算力的提升，有效地提升了经济的执行效率，但应该注意的是，算力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并不能脱离具体的实体经济。有效利用数字化技术，向数字化转型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但应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化深度融合。
第二，信力——主要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安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也存在着经济安全问题，但人类对技术依赖性不强，经济安全的问题，影响范围有限。然而，尤其是当前数字经济高阶阶段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经济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大，经济安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冲击有可能是致命的。人类在过度依赖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会给自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应该谨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淘汰人类，成为人类“最后的发明”。比如，埃隆·马斯克就多次发出警告，要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警惕人工智能危害人类文明，甚至会毁灭人类文明。
第三，想象力——数字时代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这是数字时代保证人类发展的核心力量。人不仅生活在物理空间，也生活在数字虚拟空间，随着数字经济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虚拟空间将有可能成为人类主要生活的空间。在虚拟空间中会重塑作为人类的生物感知，人的想象力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也将会增强人类的创造力。在物理空间中，人的幻想与希望、享受与痛苦总不免要与人发生不同程度的交流，能否找到认同还依赖于交流的物件；在虚拟空间中人的活动，更多地是与自己的对话，更加有利于人认识自己，获得认同。人在真实世界中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和繁衍后代，而在数字空间中通过创造资料与算力，创造财富。因此，在推动实体经济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等手段，有效激发人在虚拟空间中的想象力显得尤为关键。
第四，管理力——数字经济时代的算力、信力和想象力，能否有效得到发挥，以服务于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人类高品质的生活，依赖于管理力。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管理力与平常所谓的管理能力不同，数字时代的管理力指的是算力、信力和想象力等三个要素的系统应用，影响到数字世界价值的储存、输入、输出以及各种运算，将是未来数字世界的高阶核心竞争力，甚至是虚拟的“国界线”。管理力的重要体现，是如何能够有效地连结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如何让个人既能够认知世界，又能够寻找到广泛认同，并创造和实现价值，而不会导致技术发展只是给大多数技术精英带来效益，而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成为“无用阶级”。
数字经济的特征
为了避免泛化数字经济存在的风险，有效发挥数字化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数字经济独有的特征。
第一，资料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关键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依靠的关键生产要素是资料。资料是未来企业和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资产，是“未来的新石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面临着稀缺性的制约。然而，当资料成为一种关键的生产要素，只要有人的活动，资料的生产就是无穷尽的，加之数字化技术可复制和共享，从根本上打破了稀缺性生产要素的制约，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料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改变了基础设施的形态，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一方面是加大投入资金，推动无线网络、云端计算、宽频、云储存等资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推广，加大对劳动者数字素养的培训；另一方面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通过在传统基础设施上安装感测器，实现数字化转型。
第三，供给和需求的界限日益模糊。从传统的经济形态看，供给侧和需求侧相互分离。工业化早期物质比较稀缺，需求的满足取决于供给的产品，著名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需求，表达了物质尚为稀缺的时代，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关系。即便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已基本解决了稀缺的问题，完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来生产相关产品，在技术和效率层面也不可能，供给侧和需求侧分离的关系并没有改变。然而，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技术的成熟，推动供给侧和需求侧逐渐走向融合。
数字经济的未来
为了避免数字经济时代对人类文明或者单个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还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时代的国家竞争。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的竞争都是围绕着争夺物理空间与资源而展开的角逐；新开辟的物理空间，会引起新一轮的大国争霸，由此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大国之间的地位。数字时代创造出虚拟空间，拓展了人类社会的空间层面。围绕大国之间的竞争，将会从物理空间转移到对数字空间的争夺。物理空间是有限的，数字空间是无限的。数字空间层面的拓展，犹如当年发现新大陆，由此改变了全球力量的对比。数字空间的争夺必将会引起各方力量的改变，重塑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对各国来说都是风险与机遇并存。
第二，数字时代的法律。现有社会的法律体系建立在物理空间层面，处理的是在社会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产生的权利义务的分配关系。数字空间的出现，未来会出现新的法律关系主体，这会对现有建立在物理层面的法律体系带来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向各个领域和产业全面渗透的，这决定了短时间内不可能专门制定出数字时代的各种法律。因此，应重点研究数字时代，循序渐进地推动法律体系的调整与变革，重点厘清哪些法律规则可沿用此前的法律，哪些法律规则需要作出区域性调整，哪些法律规则需要全面修订。
第三，数字时代的治理。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应加强数字时代的治理，推动数字经济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应秉持创新、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推动形成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统筹、平台自治、第三方协调、公众参与的多方共治新格局；应推动-治理模式的变革，建设服务型-，改革体制机制，创新制度供给，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字经济技术的创新，加强对数字平台的治理；应推动数字化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提升-治理水平，推动-治理现代化，实现数字经济时代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慧化、专业化。
第四，数字时代的伦理。当前数字经济已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虽然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广阔，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福祉，但虚拟空间的出现，模糊了物理现实、数字和个人之间的界限，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伦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际上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展开了积极探索，我国在人工智能伦理的原则和规制方面相对比较滞后，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只有有效解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才能规避发展人工智能的风险，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人类的生活水平。解决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应从设计上确保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公正、公平、透明和负责任的，避免算法歧视与偏见；应切入人类的价值观，建立道德的人工智能，以避免人工智能损害人类利益，挑战人类文明；应切实地与公众加强沟通，告知人工智能的主要风险以及带来的好处；应建立有效衡量人工智能等自主系统的福祉指标，衡量对人类福祉带来的具体影响，不仅关注经济利益，还应关注给人类心理或者环境、健康方面所带来的综合影响；-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和相关企业进行监管，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中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