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下一代从幼儿托育开始：从补助标准、价格管制、产业创新谈起最新消息

说起幼托，可能给人“还不就是那回事”的印象，觉得跟创新没有关系。但其实任何产业都免不了竞争，只有不思进取的企业，没有不必创新的产业。现在最夯的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也可能给幼托产业带来新的契机。即使在传统的幼托服务想像中，也有持续优化的可能性。

本文来自立法委员余宛如部落格，INSIDE 授权转载

圣诞节刚过，赖院长喊出私幼公共化的议题，说要在 2030 年，将生育率提高到 1.4 人。少子化毕竟是国人关切的问题，赖院长大刀阔斧、勇于任事，要调动资源来鼓励生育，这部分是值得肯定。但是从赖院长的发言当中，我却听到了一些“去产业化”的苗头，点出来跟各位分享，也算是跟院长商榷。

幼托产业，需要更多资源挹注

根据截至 11 月的内政部统计，台湾 3-6 岁的孩子接近 85 万。但是根据教育部资料，进入各种幼儿园的园童，却只有 50 万人。从赖院长设定的目标来推算，生育率要从 1.17 提升到 1.4，增加近 20%。从这个数字倒推回来，如果真的能达成目标，3-6 的孩子会成长到百万之谱。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幼托产业，是当务之急。

这么多孩子没进到幼儿园，可不全是什么“拒绝体制”的潇洒，而是家长负担不起，干脆自己带或者请家人帮忙带。家长负担不起，影响所及，产业的规模也无法扩张。家长会负担不起，其中一个因素，是既有规范拉高了服务的底线，让业者只能提供规范以上规格的服务。规范以下规格的服务，就算家长想买，也未必有业者敢卖。

前几天在企业托育公听会中，我们正是看到这个现实，所以提出企业托育的模式，来让业者有合理的空间，来提供家长负担得起的服务。但是经营的弹性不能无限上纲，既有的规范毕竟是从过去的悲剧中，汲取的教训和经验。不能为了让家长负担得起，就贸然松绑，反而衍生出更多悲剧。正是因此，用补助来支持家长，让家长更有能力负担合格的服务，引导更多资源投入幼托产业，更显得十分重要。

稳定可预期的补助，才能有效催生

然而不同的补助模式，有不同的催生效果。目前政策补助的发放，主要靠政府增设公立和非营利幼儿园来带动。但这却有与民争利的问题，公幼越多、私幼就更难生存。此消彼长之下，产业的规模还是难以扩张。

而且，公立和非营利幼儿园的模式，补助的方式太过集中，又充满不确定性。只有抽到签的家长，可以得到全面的挹注，抽不到签就得自求多福。这样一来，仅有的政策资源，无法给人们提供稳定的预期，鼓励生育的效果更是低落。

赖院长想必也是有鉴于此，才决定不要把资源都挹注在公立和非营利幼儿园，而要用私托公共化的方式，将政策资源广被四方。让潜在的家长能有更稳定的预期，才能善用有限的政策资源，起到更佳的催生效果。

广被四方的资源分配模式，一方面能给家长更稳定的预期，同时也能让业者要投资，从业人员要入行时，有更稳定的信心。不是得标中选，才能分一杯羹；只要合法经营，就能受惠于政策补助。这样一来，产业的规模才能稳定成长。

幼保，终究是个产业

这些年看着少子化趋势越演越烈，大家都怕年轻人不生孩子，总想着要给爸妈们多点支持：“每一个孩子，都是大家的责任”、“拉拔一个孩子，需要整座村庄”。这些说法，情感上我都非常认同，因此政院要调动资源，要“用大家的力量，拉拔我们的孩子”，我也乐见其成。

但种田还得巡个田水，孩子不是种在土里的萝卜，养育孩子需要投入的心力资源，往往让人们望而却步。拉拔孩子的过程中，需要许多家人、朋友，以及专业人士的协助。可是现代社会，讲究专业分工、自我实现，家人、朋友各有各忙，不一定有功夫帮忙带孩子。这时候，专业人士的协助就显得更加重要。想要专业人士的协助，我们就得面对“幼保终究是个产业”的现实。

为什么说幼保终究是个产业呢？因为替我们带孩子的，终究得是某个活生生的人；给孩子用的教具、吃的餐点，终究得有人来生产；让孩子栖身的园地，终究得有人来提供。我们不可能高喊著“享有托育服务是孩子的权利”，就宣告谁谁谁就该帮大家带孩子、谁谁谁就该帮孩子张罗吃的用的、谁谁谁的房子就该给孩子玩耍。这是共产专制国家做的事。

我们得说服人们出动人力、物力，为孩子和家长提供服务。说服当然不能靠道德劝说，或者单方面地宣称“有权利享受服务”，那只是道德绑架、耍流氓。相反地，不论是政府或者家长掏腰包，得有人要给出对方愿意接受的报酬，来换取服务，才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的双赢交易。

就算由政府补贴家长，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协助家长拉拔孩子。奠基于交易分工的幼保服务，作为一种产业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真因为如此，听到赖院长说“要让私幼收费能比照公幼”、“以非营利幼儿园成本为准，加上合理利润”，就让我忧心起来。

补助不该绑着价格管制

为什么担心呢？因为要让私幼收费比照公幼，得要做两件事：一是补足公幼私幼收费的差额；二是把私幼的收费管制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这也不是我杞人忧天，从公立、非营利幼儿园，以及私幼大班免学费来看，这些接受政府补助的幼托服务，收费通通都从报备制改成审查制。一旦成了审查制，让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专家，和不敢得罪选民的民意代表，来决定费用能不能调整。肯定会变成阻升不阻贬的价格管制。

有些朋友会说，管制价格是必要的，不然补助给家长的经费，就全都进到业者的口袋。但我得提醒两点，一是，政府对家长的幼托采购提供补助，本来就会造成实质价格的上涨；二是，这个价格的上涨，其实正是我们要的。分头来说。

先谈补贴造成价格上涨。经济学常说：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这句话大家听腻了，我多说一句，也许能让这句话多一点血肉：价格上升，是买方之间的竞争造成的。打个比方吧，社区里的幼儿园，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有两对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如果其中一对家长，只出得起 10000 块，另一对家长出得起 20000 块，幼儿园开个 20000，马上就能筛选出哪个孩子可以入园。

但如果政府给所有家长都补贴 10000 块呢？原本出得起 10000 块的，出得起 20000 了；原本出得起 20000 的，出得起 30000 了。买方之间的竞争，会把园方能筛选出哪个孩子能入园的价位，推高到超过 20000 块。就算园方照样收 20000，两对家长都出得起，还是得用其他标准决定谁的孩子能入园：不论是抽签决定，还是清寒家庭优先，总有孩子得另求安身之处。不是出得起原本的 20000，就能抢得到最后那个名额，因为实际的价格，已经被买方之间的竞争抢高了。

再谈价格上涨为什么是好事。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站远一点，不只看幼托服务的供需，还要看整个社会。社会上的人们有各种需求，不同的业者要争取各种资源，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各种资源也不会只能用在某种用途上：人员可以转行、租约可以重打、生产线可以调整。虽然资源在转换用途的过程中难免有阻力，但毕竟是会流动的。

既然资源会在不同用途中流动，资源要往哪里走，就看哪种用途出得起更好的价钱。出的价钱越好，需求就更可能得到满足。而价格上涨，正是家长掏出更多钱，在向社会发出讯号：“幼托的需求很重要，需要投入更多人员物力”。业者收入增加，才可能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引进更先进的做法，来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幼保服务。

拿前面的例子来延伸。没有补助之前，仅剩的一个幼儿园名额，被出得起 20000 块的家长买走了。只出得起 10000 块的家长，也想请专业人士协助，但是法规的底线还在、经营的成本有基本的门槛。只出得起 10000 块，人们未必愿意、能够为他提供服务。政府补助之后，原本那个名额的价格，虽然涨到超过 20000 块，其中一个家长买不起。但是这对剩下的家长，能出得价格已经不是原本的 10000，而是政府补助后的 20000。能出得起更高的价格，在边际上，社会上的其他人，就更有意愿和能力，为他提供合法的服务。

理解价格为何上涨，上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就明白：价格管制既无法化解真实的匮乏，人们还是得用其他方式竞争；也抽空了价格引导资源的讯号，让更多、更好的资源，没有动机投入幼托产业。

价格管制会抹煞创新、导致低薪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就算进行价格管制，只要有政府补助，第二对家长就还是出得起 20000，人们就还是有诱因投入产业。大家都出 20000，都有基本的幼托服务，这样不就好了吗？这样说的人，没意识到那对出得起 30000 的家长，可能为产业带来创新、优化的机会，导入更新、更多的资源。

比方说，把孩子交给陌生人照顾，家长难免担心。不只担心所托非人，也担心人非圣贤，一时大意酿成悲剧。从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如何管理员工和环境中的风险，好让家长安心，也是棘手的课题。如果把过去的监视器影像讯息，加上人工智能的视觉辨识，以及物联网的即时警示，一方面能让家长放心，二方面也能及时识别出危险场景、防患未然。

再好比说，优质幼托师资的培训，不只是知识上的、更是行为风格上甚至心理素质上的，需要时间慢慢磨。刚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未必做好充分的准备，直接让他们跟孩子接触，对孩子可能会造成伤害。这时候就需要经营者，投资更多的时间金钱，来聘请见习师资在职训练，在资深师资的示范、观察下，来磨练、筛选出优质的幼托师资。

我打这些比方，不是要说“幼托就该这样做”，而是要说明：幼托也有许多创新、优化的可能性。然而各种跨域创新、持续优化，都需要投资、尝试，也会形成不同规格、不同价位的服务。如果我们只看着眼前的状况，认为“价格订在成本加 5%，有赚就好”，从而理直气壮地进行价格管制，各种投资和尝试的空间，就会胎死腹中。

另一方面，一旦用价格管制在上头盖了个天花板，企业的收入就等于有了上限。这样一来，业者想要增加获利，就只剩下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搞好政治关系和利益交换，让价格审议委员同意涨价。这在幼托产业当中，已经成为现实：曾有某幼托业者协会的理事长，在价格调涨送审时，代表协会会员去跟主管机关“沟通”。沟通出来的结果，却是只有理事长的幼儿园获准调涨，其他幼儿园的通通打回。个中滋味，就留给大家去玩味了。

第二条路，是想尽办法压低成本，谁压得低，谁才赚得多、谁才撑得久。上有价格管制，下有法规底线，经营者和基层工作者之间，就没有合作把饼做大的空间，反而变成零和博弈：给工作者的多，经营者就赚得少；反之亦然。这样一来，基层工作者落得低薪高工时，经营者只能毛三到四、苟延残喘，家长有钱也买不到优质服务，反而成了三输局面。只因为我们误以为幼托反正就这么回事，贸然实施了价格管制。

补助标准不应因地设事

在记者会中，赖院长还讲起台南的幼儿园免学费经验：都会区非营利幼儿园成本较高，补助七万；非都会区成本低，补助三万。这听起来好像很公平，贵的地方补助多一点、便宜的地方补助少一点，大家就都只需要付一样的价钱了。但这种“从结果来看的公平”，却无形中在扩大阶级和区域的差异。

都会区的成本高，是因为都会人口的消费力更高，各种用途之间的竞争更激烈，不论人员、空间的价格，都被消费者抢高了。能在都会区设籍、生活的人，消费力和社经地位，也比非都会区要高。因为都会区经营成本高就多补助，等于是给本来就花得起比较多钱的人，补助更多钱；因为非都会区经营成本低就少补助，则是相反。政府进行补助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方针，在正当性上是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给都会区更多补助，等于给人们制造更多的诱因，往都会区集中。赖院长既然有看到人口集中、城乡差距的问题，将来也准备要力推轨道建设、地方创生和行政财划，来平衡区域发展。实在不应该用这样的资源分配模式，来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的资源落差。

相反地，既然中央的核心目的是要支持家长，就不该在补助额度上，对不同地区有差别待遇，而应该一视同仁。这样一来，同样的预算规模，能给非都会区的家长更多支持，鼓励年轻人到地方上发展、扎根，才符合相关政策的整体方向。

公共化不该是去产业化

说起公共化，大家直觉就会想到免费、均一，甚至和国营化等同起来。但是，幼托作为产业的本质既然不会改变，我们就不该视而不见。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追加价格管制。一旦追加价格管制，业者就变成拿政府的钱、看官员的脸色办事，创新的动机和活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应该在补贴支持家长的同时，允许价格变动，保持产业的活力。

在不挟带价格管制的补贴政策下，政府扮演的角色，就不是用价格管制和政策补贴，来打造价格均一、低廉的“人人平等”。而是协助家长和业者：让家长有足够的资讯作出判断，能够一分钱一分货地，买到自己期望的品质；让不同档次的业者，能被家长识别出来，各取所需。这部分是政府在提供补助的同时，也该致力发展的。

当然，赖院长说过，具体的补助方案，要到农历年后才会提出。财源等问题，到时候也得一并厘清。但我希望赖院长和国人，都能正视幼托是个产业的现实，不要用价格管制来压缩产业发展的空间、从业人员的待遇。也不要用偏厚都会的补助模式，来加剧城乡差距。而是用一视同仁的补助，给予稳定的支持，让家长能在不同档次、价位的幼托服务中选择，让产业能有足够的空间，勃发创新的活力。

文章写得长了，最后把我的建议扼要条列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