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现在FOF产品要寻找合适的量化投资私募基金产品，难度也增加了不少。”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产品创新业务部主管赵刚感慨说。
基于股市持续调整，此前他所在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决定大幅调整近期新发行的两款证券投资类FOF产品投资方向，即大幅增加量化对冲类私募产品的投资比重。
然而，这项决定很快遭到风控部门的“挑战”。
“风控部门认为，量化投资私募产品以往稳健高收益未必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监管环境发生了变化。”他说。
所谓的监管环境，主要是8月26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下称中金所)出台措施严控股指期货过度投机行为。其中包括8月31日起，中金所对单个产品、单日开仓交易量超过100手的认定为“日内开仓交易量较大”的异常交易行为，并将股指期货各合约非套保持仓的交易保证金全部调整为合约价值的30%。
“个别量化投资类私募基金主管私下也提醒我们，在新的政策监管环境下，某些涉足跨期套利、跨市场套利的对冲策略很容易被认定属于非套保持仓，面临更高的交易成本，他们未必能保证量化投资策略延续以往的收益状况。”赵刚表示。
然而，这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随着FOF产品认购资金陆续到账，他必须寻找新的投资方向，把钱花在刀刃上。
30%保证金削弱量化对冲收益预期
随着股市持续调整，量化投资类私募产品俨然成为第三方理财机构FOF(fund of fund，基金中的基金)产品眼里的新宠儿。
海银财富首席投资策略官惠晓川表示，海银财富新发行的一款证券投资类FOF里，股票多头策略的比重已被大幅调低，与此对应的，是市场中性、跨期套利、管理期货CTA等对冲套利投资策略占比纷纷上涨。
近期，海银财富还与国信证券、东方期货达成合作协议，打算借助后者资源，引入更多量化对冲策略的产品，丰富产品类型。
在业内人士看来，第三方理财机构FOF产品高调涉足量化对冲产品投资，也有其调整固定收益类产品版图的战略考量。
股市持续调整，令大量资金重新回流固定收益类产品，但是，这些资金的投资回报预期并没有受到降息、股市下跌等因素的影响，依然要求年化8%-9%以上的高投资回报。
在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类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兑付违约风险日益增加的冲击下，不少第三方理财机构便顺势将量化对冲类产品包装成“类固定收益产品”，向投资者推荐。
“我们考察过一家资产管理规模约在50亿元的量化对冲型私募基金管理团队，他们所发行的产品在股市跌幅超过30%期间，最大净值回撤率只有3%-4%，净值下浮率仅有1.7%。”赵刚说，目前这只私募基金无论股市涨跌，年化收益能稳定在10%左右。
他表示，自己还接触过一些业绩更出众的量化对冲投资私募机构团队，他们的年化收益可以提高至15%。
然而，第三方理财机构的如意算盘，突然遭遇政策监管的“当头一棒”。
随着中金所陆续采取措施遏制股指期货过度投机行为，一些量化投资私募机构骤然发现某些量化投资策略渐行渐难。尤其是那些具有欺诈性的掠夺性算法交易，正面临监管部门的严厉打击。
这类算法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量化投资机构充分利用个别大型计算机服务器对交易反应速度的相对优势，将大单买卖指令先分割成众多小单指令，并以不间断的小额下单及撤单，欺骗其他交易对手做出错误的下单指令，造成股指期货短时间出现异常波动，他们就能从中赚取价差套利收益。
与此同时，量化投资机构开始担心，某些涉足跨市场套利、跨期套利的量化投资策略容易被监管部门或券商认定是“非套保持仓”，要求他们执行30%的交易保证金。交易成本的大幅增加，则会大幅削弱上述量化对冲投资策略的收益预期。
赵刚坦言，在风控部门的一再提醒下，公司内部重新调整了量化投资私募产品的评估标准，比如派遣自己的风控人员实地观察量化对冲私募机构交易团队的交易操作，现场考察他们量化投资策略是否合规有效，但这项建议往往会被拒绝，因为有私募机构担心自己的投资模型商业秘密被泄露。
“我们也打算再观察一下某些量化对冲私募机构在新监管环境的业绩表现，但对方表示自己并不想为一笔投资等待太长的时间。”他表示，其实自己也着急，因为FOF资金陆续到账，若自己迟迟不投资，同样会面临投资者的问责。
FOF转向MOM
很快，赵刚发现与自己有类似尴尬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同行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他们干脆将FOF资金按200万、300万、500万不等的额度，分散投向量化投资私募机构旗下数个交易员(或是量化投资策略操作团队)，再通过一个类似HOMS的操作系统，每天收集各个交易员的当日交易盈亏，最终计算出一个整体投资回报值。
在他看来，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就是规避了政策监管风险，相比单个量化投资机构在股指期货的过高仓位，容易引发监管部门的关注，如今这些持仓通过HOMS系统分散到各个交易员的个人账户，令某些具有欺诈性的量化投资策略得以延续。
“其实，某些量化投资私募机构也默许这种做法。”一家第三方理财机构人士透露，而且他们内部还建立了某种风控机制，缓解不同账户进行某种策略量化交易所产生的额外交易成本冲击。
这无形间也给第三方理财机构提出了新的风控要求——他们必须很全面地评估每个交易员的操作风格与市场应变能力，避免单个交易员操作失误引发整个量化投资策略净值受损。
赵刚告诉记者，自己也曾考虑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他还是觉得其中的政策风险较高。究其原因，第三方理财机构将FOF客户资金直接交给交易员进行操作，与场外配资业务颇为类似，但这是监管部门不允许的。
“其实，我们想把这种做法更加阳光化。”赵刚说。他们内部通过讨论，打算将证券投资类FOF产品转变成MOM(manager of manager，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产品，挑选一批投资风格相对稳定的量化投资型私募基金经理，以子账户形式委托他们负责投资管理这笔资金。
他并不否认，这预示着自己的FOF产品投资范围面临新的调整，即商品期货类量化对冲产品的投资比重将大幅上涨，替代股指期货挂钩的相关量化产品。
“我们内部测算过，如果能找到一批合适的商品期货量化对冲型私募基金经理委托投资，FOF产品收益率同样能实现以往的预期值。”他表示，但他现在最大的担忧，是如何能找到这批基金经理。
“在金融交易市场，最稀缺的依然是人才。”他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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