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战时代的修昔底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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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修昔底德可能没有预测到智能手机或物联网的出现，但这位雅典将军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仍然有用。

“再次声明，想要了解这一艰难时期的历史学家需要在字里行间寻找线索。”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虽然修昔底德可能没有预测到智能手机或物联网的出现，但这位雅典将军的理论在网络时代仍然有用。数字技术正快速改变我们的世界，同时也带来了均衡、归因和威慑等一些惹人注目的新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原则毫无用处。这些思想既不颠覆，也并非新奇。但这些想法是修昔底德三大原则的核心，并且它们现在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虽然修昔底德的著作描述的是矛剑时代的战争，但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利用他对荣誉、恐惧和兴趣的看法来更好地理解网络冲突。

在唐纳德卡根的著作《战争起源》中，他写到，所有的战争和危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古巴的猪湾事件——都是三个因素的结果。修昔底德将这些因素描述为荣誉、恐惧和兴趣;一种翻译这样说：“所以，尽管我们克服了最伟大的三件事：荣誉、恐惧和利益，但我们都接受了它们对我们的统治，并拒绝再次放弃它。”在修昔底德看来，正是对这三件事的不懈追求促使了战争的发生。他说：“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只要人类的权力足够大，他们就会进行统治。”约翰·卡斯特卡和美国海军上将阿瑟·塞布罗夫斯基在他们的文章《网络中心战》中，在现代背景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新的战术和技术并没有改变修昔底德和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战争的基本原则，相反还强化了这些原则。

恐惧和兴趣也许是迄今为止所有暴力冲突的最有力动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某种驱使生物生存的深层动力。因为害怕遭到袭击、污蔑或被超越，所以暴君和民主领袖发动战争，从古至今一直如此。对维护、实现或摧毁世界某些图景感兴趣的人，也经常使用武力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并有效地利用恐惧来实现这一目标。当代，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新兴力量的崛起会带来与当权者的冲突）也解释了今天的一些暴力事件。

荣誉或许比恐惧和兴趣更难以理解。例如，我们可以将荣誉定义为尊重，尊敬，尊崇，敬重或威望，但这样仍不能完全解释荣誉的定义。然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这些定义中找到各国开战的强烈动机。对自己的形象的保护与利益（和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维护声望也与利益息息相关，形象损失的可能性当然也会引起恐惧。直到今天，许多文化仍然与古老的荣誉传统紧密相连，例如那些仍然遵守着阿富汗古代普什图瓦尔法典的人。

例如，美国和以色列的网络武器“震网”早在2005年就开始在纳坦兹摧毁伊朗核离心机。对伊朗核武器的恐惧，避免伊朗安全威胁所带来的利益以及维护该地区的荣誉的愿望（保卫盟友），都是发展武器的动机。工业控制系统可能只是一个现代化的现象，但在其背后，修昔底德提出的那些动机依然适用。

最近出现的Triton网络武器也是如此，该武器是于2017年针对沙特阿拉伯的一家石化工厂所建立的。尽管攻击者的身份尚未明确（有猜测指向伊朗），但他们的动机却很清楚：他们劫持了数字控制器并企图炸毁整个工厂。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化工行业对该国经济至关重要，所以该事件对其经济利益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同时，这一事件也破坏了沙特阿拉伯人民的安全保障，再次使恐惧，荣誉和利益成为战争动机的一部分。

然而，修昔底德不仅仅只给我们提供了对网络冲突原因的深刻见解。更有用的是他关于冲突或危机期间人类行为的著作。

“没有人能够以预想的信心来执行一件事。我们在传达意见时明哲保身，而当我们真正行动时，我们则因恐惧而失败。”

正如恐惧驱动的网络安全培训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一样，由恐惧驱动的网络冲突也是不可持续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并非每一次网络攻击都按计划进行。Stuxnet网络武器是在2010年由于伊朗台式电脑的意外重启而被发现的。同样，Triton的网络武器由于实时编程错误而未能摧毁沙特的石化设施。

无数的其他网络攻击，无论是由强大的民族国家发起的还是由抢钱的网络犯罪集团发起的，都遇到过类似的执行错误。尽管真实性和随机性带来了极大的复杂性，所以在许多传统的军事行动中也存在着这种错误，但网络空间冲突中这种复杂性则尤其明显。因为数字环境在不断变化（每天都有更多的数据和新的参与者），以及带来恐惧的因素肯定会严重破坏操作的有效性，所以攻击需要精心的策划和执行。因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我们决不能让恐惧影响对备战的判断。

“实际上，大多数人费劲去寻找真相，但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

信息战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然而在过去，传播言论的媒介是钢笔、纸张和口耳相传。今天，可访问且低成本的全球网络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战的传播方式。不管是简单的在线博客和图像处理工具，还是复杂的加密技术和匿名技术，这些技术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到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全球民众。

信息战也可以看作是修昔底德在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述的梅洛斯围攻和梅里安对话。正如学者所说，这是一种现实战胜了“恐惧、荣誉和骄傲的愚蠢”的例子。正如费利克斯·马丁·瓦瑟曼所说，“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由利益而不是由正义控制的。”

所有跨国关系和国际关系都是如此。冷战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时结束，西方迅速宣布自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权力斗争的赢家。今天，类似的宣传战和信息战仍在继续，许多分析者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冷战时代。的确，俄罗斯干涉全球的民主选举，但美国也这么做了。在2018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起诉了一个互联网研究机构，该机构据称由俄罗斯政府支持，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假消息的活动。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也正在从事自己的反叙述行动。伊拉克战争只是一个军事工业综合体可以操纵国家舆论的事例。在这方面，修昔底德关于寻找真相的想法与我们现在也很相似。

民族国家向公民编织世界的方式和时机，对真相的认知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这是社会工程学的核心原则。Facebook 参与反叙事行动虽然是善意的，但它也引发了对于私营公司在数字时代如何规范真理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上的拷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民族国家里，它们现在可以在其他的国家劫持叙事：让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不成比例的真相（例如夸大某个事件）充斥其他国家的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除了粗野的暴力之外，信息时代还增加了新的武器：身份盗窃、黑客攻击、网络战争以及更复杂的虚假信息技术。信息已经无处不在，但我们却难以从中分辨真假。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当代针对叙事力量和信息控制的斗争中的恐惧、荣誉和兴趣。

“战争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金钱的问题。”

信息时代深刻影响了财富的创造和分配。阿尔贝斯、卡斯特卡和斯坦认为，从历史角度来说，财富创造的最原始成分由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构成。而今天，收集、分析和销售个人信息驱动了全球的经济。正如一句格言所说，信息是权力，但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现代货币。

当这个格言被创造时，信息是一种相对稀有、昂贵和受限的商品。个人可以通过演讲或写作分享一些信息，但大多数情况下这都没有透露他们生活的隐私。而现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和物联网设备对我们的行为的不断监控完全不能与几个世纪前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变化极大地驱使了权力和控制的新动力：当信息被作为商品交易时，荣誉具有极大的价值; 对信息被披露的恐惧只会随着个人或组织的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 各国能从实现信息优势或及时有效地获取增值数据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事实上，根据修昔底德的智慧，信息是推动战争的现代货币。谁拥有最快观察-导向-决定-行动（OODA）数据环路，谁就能够主宰网络战场。更好的信息意味着更全面的威胁情报、更短的响应时间和更强大的进攻能力。

我们可以从修昔底德的理论中一窥现代数据和信息战，但他也仅仅是一个这样的例子。网络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都是战略家们从未准确预见过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旧的理论无关紧要。从《孙子兵法》到托马斯·谢林的《冲突战略》，我们应该重视前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战略，以及这些战略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更好地解决数字时代中更加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些旧作并未直接回答网络的问题。孙子不可能提到网络钓鱼或区块链。尽管如此，他们仍可以为我们解决网络的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孙子的确对欺骗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因此，即使像网络威慑这样的问题看上去十分复杂，但我们还是不要抛弃历史理论。我们只需要有像修昔底德这样的人并且把他们放在网络环境中。

作者丨Anastasios Arampatzis, Justin Sherman

编译丨IITE

选自丨Strategy Bridge